据时任《新周刊》总编封新城回忆，那一期杂志仅成都就卖了两万多本，还引发了中国传媒“成都热”，《城市画报》、《中国国家地理》和《南方人物周刊》纷纷跟进报道，成都一夜“出圈”。
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作“中国城市营销的经典案例”，也让成都初次尝到了成为“网红”的甜头。
自此，营销的基因便深植于这座城市的脉动之中，并在餐饮江湖里表现得尤为鲜明。
以竞争白热化、门店高度饱和的火锅赛道为例：有品牌借“高颜值甜品+火锅”组合拳杀出重围；也有品牌将火锅搬到油菜花田边，或嵌入KTV场景中，打造“边赏花边涮锅”“边唱歌边沸腾”的体验……营销招式层出不穷。
然而，这种营销模式也埋下了隐患。
不少品牌，尤其是很多新品牌，习惯砸下大笔资金打爆品牌势能，随后开放加盟、加速变现。有资深成都餐饮人就曾提到，“成都餐饮人习惯用营销打造爆款，做品类冠军，走完从0到1之后就想要快速发展，大量放加盟赚钱，这其实是一种不健康的品牌发展方式。”
其结果便是，在高度内卷的营销战中，品类和品牌的生命周期被急剧压缩，品牌难以积淀长期价值，一些品牌在速生速灭后被贴上了“加盟割韭菜”的标签。
这股弥漫在整个四川餐饮界的营销至上、流量速成的文化，从价值观上完成了对“长期主义”的最后一击——所有人的焦点都聚焦造如何快速制造爆点、收割流量，深耕川菜、构建川菜品牌内核这些慢功夫，成为了无人问津的“笨办法”。
竞争困局：
本土极致内卷与仿冒乱象，
想深耕都难
各种路径依赖背后，是四川餐饮市场你死我活的生存压力。在这里，创新者未必能享受到红利，反而可能迅速被模仿和围剿。
有人曾讲过这样一个段子，“一个馅饼要是从成都天上掉下来，大概率砸到的也是做餐饮的人。”
早在2018年，成都就凭借正在营业的门店数量，超越“北上广”，成为餐饮门店最多的城市。
如此密度之下，餐饮市场也极易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一旦某个品类或品牌走红，模仿者就会闻风而动，跟风开店。
比如，2016年成都一家小郡肝串串店走红，一夜之间，四川各地的街头巷尾都挂满了“小郡肝串串香”的招牌所；前年，冒烤鸭兴起，没过多久成批冒烤鸭新店扎堆涌现；而在今年，某砂锅店出圈，直接掀起砂锅菜品类浪潮，全国各地紧锣密鼓地开店……
比跟风更恐怖的，是赤裸裸的仿冒与碰瓷。
今年，成都多家知名餐饮“老店”被曝遭遇“碰瓷仿冒”：经营40年的“尹记永乐饭店”，被仿冒店冠以“春熙路总店”名义，宣称“三代人饭堂”；开业仅1个月的“鲜知味钵钵鸡”新店，直接标注“十年老店”，还通过修改线上平台信息，伪装成 “已收录20年”的老店……另外，像曹氏肥肠、钢一区伍妹烤鸭等上百家门店，均陷入到类似的仿冒困局。
更有的餐饮老板，甚至面临“不合作就搞死”的野蛮围剿。“卢家冒菜馆”老板经营20年，最终被迫以“投资入股”妥协，辛苦积累的品牌商标就此落入对方手中……
在这片仿冒横行、贴身肉搏的江湖中，一个餐饮品牌想要构建本土品牌的壁垒，所需的成本变得愈发高昂。
尤其对本就艰难的川菜来说，想要慢工出细活地打磨川菜品牌，成本极高、风险极大。
于是，许多创业者被迫选择了一条现实出路：放弃漫长而脆弱的川菜品牌深耕，转向更快速的新品类新品牌打造，而后通过输出品牌与技术，快速赚取加盟费，在乱局中获得现金流保障。
这虽是基于生存的理性选择，却在无形中固化了“快招”思维，让深耕川菜、打造川菜品牌，成为难以承受的奢望。
总结：
川菜之困，表面是品牌的缺失，深处却是本土餐饮生态地一种镜像反应。
当长期主义难以抵挡“快招”思维，当内卷抄袭围剿创新，当营销基因崇尚速成，整个生态也不可避免地滑向“轻运营、快回报”的路径依赖。
因此，川菜的品牌化难题，本质上是一场源于内部生态的自我博弈。
破局之钥，或许不在于向外寻找样板，而在于向内重塑共识，即在这片餐饮宝地，能否让品牌的长期价值，重新获得超过流量快钱的重量。
来源：职业餐饮网 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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