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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规定，慈善基金会每年必须拨出上年至少8%的资产余额用于公益事业，行政费用在这一数额基础上上按照10%另行扣划，合计年度净支出占到上年资产余额的8.8%。
此前，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在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建议中国企业家，在现行监管下采取信托+基金会的模式作为股权捐赠架构安排——以较小的额度设立基金会，减少每年强制性支出;但以较大额度设立信托，以信托资产获得收益后再行捐赠给基金会，以保证灵活性。
徐永光说，这是盖茨基金会的做法。
然而，横亘在中国企业家股权捐赠上的主要技术性障碍，集中在公司控制权和税收两个方面。
就控制权而言，中国内地资产市场要求上市公司“同股同权”，企业家若过多捐赠股权，可能造成控制权转移。
股权捐赠的标志性人物、福耀玻璃掌门人曹德旺，就曾因这一问题，进而缩减了股权捐赠的数量。
2009年3月，曹德旺表示计划将约7亿股福耀玻璃股份捐出，成立河仁慈善基金会，但落地时捐赠股份减至3亿股。原因在于，监管规则要求“企业捐赠后，必须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不再对已捐赠股权行使股东权利”，若7亿股全部捐出，将导致福耀玻璃控制权易主。
相较而言，被允许使用“同股不同权”上市方案的公司则拥有更大的灵活性。
例如，社交公司Facebook的大股东扎克伯格夫妇承诺捐出其所持有99%的股份，但要求将这些股份转换为不具有投票权的C类股，自己剩余的投票权依旧保证其对公司的控制。
为保证企业控制权，法律人士给出了变通方案：在不改变股权所有人的情况下实现股权权益的转让，包括收益权和管理权等。
问题在于，捐赠人仍可能作为股权所有人行使权利，如质押股权，使受赠者遭受损失。
对雷军来说，这笔捐赠应该不会影响到他对小米的控制权。
小米上市前，雷军拥有20.51%A类股份和10.9%B类股份，除了在公司章程修订、独立非执行董事及会计师人事安排，以及主动清盘或解散等重大事件中AB股同权外，对于普通事项，每股A类股的投票权是B类股的10倍。
雷军拥有小米57.9%的投票权，即便少量B类股份被捐赠用于慈善用途，也不会影响到他对小米集团的控制。
另一个即税收问题。
由于中国税收优惠条款曾长期缺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捐赠方的积极性。通常而言，企业家在股权捐赠时，不希望产生额外税收。
然而，时任蒙牛乳业的董事长牛根生在2004年成立“老牛基金会”，捐赠他在蒙牛的全部股份。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助理院长傅昌波告诉《深网》，据他所知，在一阵讨价还价后，牛根生补缴了捐赠股份而带来的所有税收，未有减免。
随着2016年《慈善法》出台，以及相关配套政策的落地，股权捐赠的税收政策变得较此前更为宽松。
根据中伦律所律师刘永青的解读，基于最新的监管规则，企业对外进行非货币捐赠，需要视同销售缴纳增值税，但符合《慈善法》规定的非货币资产捐赠，无需缴纳增值税。股权是企业非货币资产的一种。
安杰律所合伙人赵苗及顾问林娜表示，2016年出台的规定中，“实际上减免了捐赠人此前就股票增值部分需要缴纳的所得税”。这项规定要求，股权转让收入额以企业所捐赠股权取得时的历史成本，而非公允价值来确定。
需要注意的是，“捐赠必须要通过符合条件的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直接捐给自然人受益人或其他不符合条件的团体的，不能获得税收优惠。”安杰律所合伙人赵苗及顾问林娜解释。
面对《深网》的置评请求，小米方面回应道，“对于此次捐赠的相关公益慈善工作，会在执行完善时再披露。”
（来源：深网记者 江晓川 耿荷） 共2页 上一页 [1] [2] 搜索更多: 雷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