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张军：我多服务一个消费者，我不增加成本，所以从理论上说，我可以赢者通吃。平台的市场份额可以无限扩大，没有成本可以阻碍平台市场份额扩大。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平台都愿意花血本进行恶性竞争，因为平台总是希望没有竞争对手，总是希望竞争的这些平台被打下去，这样可以获得更大份额。
平台经济，一头连着消费者，一头连着数以亿计的中小微商户和千万级的骑手、司机。它既关乎消费，也牵动就业与民生。平台“反内卷”，直接关系着社会经济的稳定。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竞争法研究中心主任 张晨颖：第一，平台是一个配置需求和供给非常重要的中枢，可以让配置资源更加有效，同时减少社会冗余。第二个方面就是从市场的实效上来讲，依赖于平台进行消费的，更多是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所以平台和我们的民生、经济息息相关。第三个方面，依赖于平台的，包括众多的中小微商户，还有众多的骑手，还有消费者。所以平台规则和平台秩序，和整个社会经济以及它的稳定性是直接相关的。现在平台“内卷式”竞争，从一种效率竞争，转化为一种内耗式情形。
本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通报显示，他们一共约谈了12家企业，涉及外卖、电商、短视频等各类平台。有评论指出，这不是针对个别企业的零散纠偏，而是针对平台经济的一次“整体点名”，也是对平台“内卷”现象的一次深入整治。事实上，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内卷式”竞争的表述，就从去年的“综合整治”变为了“深入整治”。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竞争法研究中心主任 张晨颖：深入整治，更强调的是一种穿透力。从过去点对点，或者是条线去解决问题，变成向背后更深层次的逻辑、机制去考虑问题，也就是我们在考虑平台到底怎么了。平台发展到今天，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面积，或者是这么多的现实问题。从平台规则、从算法管制、从平台义务、合理边界等这些深层次的机制体制去考虑问题。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平台的规则这么不合理，为什么商家还要硬着头皮参与？答案很无奈，无论是外卖、电商还是商旅，平台几乎垄断了绝大部分客源。商家如果不上平台，不参加活动，就没有流量，也就没有了客源。可一旦上了平台，又不得不接受各种不合理的规则。比如有的商旅平台用AI实时监控酒店价格，强制要求最低价，如果不配合，就直接限流。这已经不是正常的竞争，而是用技术剥夺商家最基本的定价权。“反内卷”并不是反对竞争，反对的恰恰就是这种不正当竞争。接下来就是治理的对策，问题的核心和突破口在哪儿呢？
3月24日本周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召开座谈会，表示今年市场监管部门将在深化价格监督检查、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等方面持续发力。第二天，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网转载了媒体评论文章《外卖大战该结束了》。这也引发舆论想象，这场持续一年的外卖补贴战，是否即将画上句号？
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院长 时建中：外卖大战应该结束了，如果用一个同义词去替换它，应该是外卖领域无效、低效以及不合法的这样一种竞争应该结束了。为什么做这样的替代，还是避免把反“内卷式”竞争理解为反竞争，因为竞争永远是带来繁荣、推动创新、维护消费者整体福利，当然这种有效机制一旦被扭曲之后，就走到了所有良好目标的反面。所以现在需要遏制“内卷式”竞争，甚至使用比较严厉的制止方式。
如何区分不正当竞争，还需以法律为准绳。去年十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平台经营者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按照其定价规则，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扰乱市场竞争秩序。”这说明，在外卖大战中，一些平台强制商家承担补贴的行为，已经触碰法律。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张军：不是说补贴不可以，补贴金额应该完全由平台承担。第一不能转嫁商家，第二，补贴额一般是比较少的，不可能拿出这么大的金额，这个是完全超过了维持市场的效率，维持消费者的福利和商家福利的最优补贴水准，起到了一个得不偿失的、两败俱伤的结果。最后的结局，大家的市场份额未必有实质性改变。
在专家看来，当务之急在于恢复商家的定价自主权。本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12家平台企业约谈，并送达《行政告诫书》，要求严格落实主体责任，限期整改相关问题。比如针对外卖平台“爆品团”修改商家价格的行为，将开展外卖平台代运营行为的专项治理；针对商旅平台利用技术手段自动跟价的行为，已督促指导平台下架“调价助手”。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竞争法研究中心主任 张晨颖：从市场监管来讲，一直都是分梯度的。比如行政指导，事前约谈，承诺整改，再到后端的行政处罚。这次针对同一个领域的企业，一起进行约谈，说明已经发现了有共性的问题了。还是给了行政指导，其实更多是一种纠偏的机制。
对于外卖平台补贴大战，去年五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就曾约谈三大平台；七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再次约谈；今年春节前夕，又进行第三次约谈。今年1月，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已初步展现出协同发力的良好态势，平台“补贴大战”“全网最低价”等现象，已得到遏制。
今年1月初，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办公室宣布，对外卖平台服务行业市场竞争状况开展调查、评估。上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了最新进展，监管部门已前往相关外卖平台开展现场调查，全面收集情况。下一步，将深入了解外卖平台竞争行为，组织开展分析论证，传导监管压力，并研究提出相应处置措施。
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院长 时建中：有为政府工具箱里的工具也是多样化的，有的是极具惩罚、制裁和威慑效果的。有的可能侧重一些矫正效果，过程性效果，有的可能是一些预防性效果。对反“内卷式”竞争行为，要基于效果、基于危害、基于违法性分类施策，精准施策。
平台经济刚出现的时候，我们为它的便利与高效鼓掌喝彩。而十多年过去，我们却越来越被平台经济所困，餐饮商户被规则所困，外卖员被算法所困，甚至平台本身也困在“内卷”之中。如何走出困局，或许没有捷径，只有回归到法治的市场环境。说到底，让好的商品有好的价格，让好的服务有好的回报，平台、商家、消费者的利益，都要得到保护——这才是平台经济该有的样子。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