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书店界身陷“水逆”期。
2019.10.22，单向街书店爱琴海店宣布撤店倒计时，撤店时间，2019年12月31日。
2019.11.04，读库贴出紧急甩卖通知，因顺义库房要紧急搬迁，朋友圈掀起一阵买书狂潮。
2019.11.05，老书虫北京三里屯店宣布关店，尽管尽了最大努力，但续租请求最终未能获得批准。于是，在11月11日之前，新老书虫们纷纷前往，试图留住存在中最后摇曳的微光。
2019.11.14，台北诚品敦南店宣布，由于租约到期，将于2020年5月31日关闭。
这一下，浪潮抵岸碎得面目全非。在文化氛围浓厚的彼岸，连历史悠久的诚品书店也无法在这场水逆中幸免。以上罗列的还只是声势比较大的几波浪花，中途还有多少小书店如碎浪倾倒，破裂，无声无息。在一般老百姓看来，网络阅读时代，实体书店关门很正常。就算是看似敞亮，门庭若市的“幸运儿”们其实也是有苦说不出，纷纷靠着大力发展文创周边，经营配套餐饮娱乐，以及大量承接文化活动匍匐前进。“不后退已经很好了”，这样的知足，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
一页台北：旧书店往事
书店能不能代表一座城市？其他地方不知道，至少在台北，书店是够格的。台北就像一只猫，书店就是它的毛发。牯岭街一代的旧书店以及重庆南路一代的书店街曾经最为有名。日据时代，牯岭街城南是当时的台北文教中心，空气里夹杂的都是经史子集，章回线装小说的霉烂味儿和刚出厂新书的印刷味儿。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之后，大批日本人撤离，大堆大堆用得上用不上的书都被遗留下，并被人们在牯岭街和南海路兜售，逐渐发展为旧书街。
关于牯岭旧书街的形成，还有一种说法是，“在日侨遣返回国以后，牯岭街旁曾空荡了一些时候，到1949年陆续有人前来摆摊，大约在1954年，才开始成为台北有名的旧书街。这里附近是文教气息浓厚的住宅区，还有建国中学，不仅提供书籍来源，建国中学的学生也是这里的常客。” 六十年代中到七十年代初，牯岭街旧书摊一派繁荣昌盛。想偶遇文化名人，去那里就对了。比如你可以经常看到陈映真，李敖等在附近晃晃悠悠。李敖还特别喜欢砍价，依李敖的口才，砍价不在话下。或者其实换过来想想，他的好口才，可能就是那时候砍价练出来的。
至于重庆南路书店街的名声，也是从日据时代散播开来。据资料记载，当时重庆南路名为“本町通”，日本人在这里设立“台湾书籍株式会社”出版日文中小学教科书和参考书。台湾光复后，“台湾书记株式会社”改名为“台湾书店”是全台湾第一家书店。此后大小书店、出版社都开始汇聚至此。到1949年，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几家大型出版社和书店也随之来到台湾，包括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等，这些书店纷纷落地在重庆南路。重庆南路一时之间成为台湾的出版重地。
而且比较难得的是，当时在重庆南路的每家书店几乎都各有特色。一步一个书店，货架上的书基本上都不带重样的。傅月庵是这么描述当时他所见到的文化乌托邦，“黄昏时分，下班等车的学生、上班族常就近踅进店内低头浏览，一边看书一边注意公交车动静。谁想买书，第一个念头便是‘到重庆南路找去！’逢到年终打折特卖，店门口红布条翻滚，熙来攘往的人潮，加上骑楼的书报摊，往往挤得摩肩擦踵，水泄不通。”
江河入海，浤浤汩汩，想要逆流向上的旧书摊们，终究是无法对抗引力。台北市政府当时宣布要整改牯岭旧书街，认为旧书摊有损市容。1973年，牯岭街整改工作完成，1975年，58家旧书摊被集中迁往新建的光华商场地下区，牯岭街只有十余家店面继续营业。光华商场的地下湿气重，不适合书籍保存，加上各类书店、电子产品的发展，旧书商逐渐减少，最后随着光华商场的改建走入历史。牯岭街旧书街残余的店铺，也如苹果氧化一样渐渐衰败。
而重庆南路呢，由于台北开通捷运，火车站商圈走向没落，附近一些书店开始停止营业。随后，各类新式书店窜出，像青春期突然窜高的小孩，不断冲击着老式书店。重庆南路的出版社为省房租，都选择搬到楼上去了，真正在一楼的实体书店仅剩下十多家。当时，当房东要比卖书更赚钱，一些书店把店面租给咖啡厅、餐厅，或是在书店内腾出空间卖咖啡、茶饮，如此支撑书店的经营。重庆南街的书店总归是神不在，魂也散了。
台北重庆南路书店街曾经繁华风光，但现时餐厅，旅馆已比书店多。
辉煌诚品
还记得诚品刚出世时有多傲娇。1989年，第一家诚品书店在台北仁爱路出生。整整三十年，天旋地转，长吁短叹。
诚品在自己的婴儿期其实是主打人文艺术与设计方面的专业书籍，其中包括大量外文书籍。创始人吴清友在诚品创立整整一万天的时候就曾坦白：“当年的我实在没多想，心念也很单纯，就是一个自觉生命因阅读而不再失落的个体，想要穷尽己力，为生长的这块土地播下人文、艺术、创意融入生活的种子。”他给诚品取英文名为“Eslite”，精英，便透露了他的一点小心思——他要把诚品做成真正有文化，有品位，具有“古典美学”的品牌。
自然，书店希望服务的人群也是知识分子与文化精英阶层。“那时的诚品，不论再小的出版社，只要出版好书，都能在书柜中被陈列。”当时的选书标准也相当傲娇，不选“已经再版、没有版权、会被时间淘汰的书，以及媚俗的作品。我们选的书：学术、专业或一般均可，议题不一定严肃，但一定要有创作与出版的诚意，所以它可以是任何一本书。” 不看销量，坚持自己的态度和品味。在现在看来，是很“任性”的。
八十年代，台北经历了两次书店革命。第一次可以追溯到八十年代初。当时，来自远流、尔雅、远景等7家出版社的总编聚在一起，进行了一场名为“知识之道”的座谈。他们预测“大型书店将在两年之后出现”，并且想象那是一家“类似百货公司一样大的书店”。1983年，金石堂书店开幕，牵出的是台北第一次书店革命。
对“革命”其实有种很粗浅的理解——当人们的欲望和需求高于实际能获取的边角料，自然就会催生某种变革的力量。生活水平提高，百姓逛书店“不只是希望卖书，更是希望成为一种舒适的享受。”金石堂当时从书籍摆放和分类（按照作品种类、作家的姓名、出版社来分类摆放），到店内空间布置（设置了专门的“图书活动策划与推销”，以及“畅销排行榜”区域），都参照了日本书店的经营模式，整个迅速“高大上”起来，带动了人流量和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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