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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正是这一点为马云的急流勇退创造了条件：在具体的运营层面，一旦建立起一套体系，它就会自己运转，而目前这样的体系已经在阿里内部初步形成，也就是说，该公司在具体运营层面已经完全可以离开马云，那么，辞任CEO不过是让形式与实质更加一致而已。
但对于那些与阿里巴巴存在竞争或潜在竞争的公司而言，一个将生活当作工作的马云将更可怕：因为阿里巴巴的未来与生活息息相关，包括文化、信任、生活方式、社会参与等，马云所做的不过是顺应了这种需要。
在一家年交易额超过1万亿元的巨无霸那里，其未来的危险不太会来自于某一两项具体业务或技术，而更可能来自系统内部潜在的裂痕，比如文化的变质和系统的漏洞，或者外部土壤和气候的变化，比如政府的监管，社会信任度的下降，行业增长放缓。从具体公司运营中脱身的马云，将能集中精力于这些事情上——这些事情的进展往往是在生活的形式中实现的。
实际上，退任CEO以来，阿里巴巴比过去变得更为强大——无论是业务上，还是组织能力上。在中国主要互联网公司中，阿里巴巴可能是第一家真正在各个主要业务上都形成自己领军人的，这能提高阿里的应变力和执行力，这在新零售战略、生鲜细分市场的争夺、通过物流网络的完善等缩小与京东的用户体验差别、应对微信支付冲击等方面，都体现了出来。
而应变力和执行力，是一家公司保持基业常青、也是阿里通往102年的关键力量，在科技行业尤其如此。因此，我更倾向于认为马云从具体业务中的逐渐隐退，是一种明智的公司治理完善战略。
而在目前的阶段和环境下，卸任董事局主席，不但可以进一步给新一代的管理团队创造空间、让公司更好地适应在后创始人时代的专业化和职业化运营，从而让公司早日进化为真正的社会化企业以降低与特定人和团队有关的风险，更重要的是，他将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为阿里创造更好的生态环境——新时期这对像阿里这样的超级巨头而言，可能是比单纯的商业战略更重要的战略。
如果不理解这点的朋友，可以参阅尹生的2017/2018年度互联网价值观察《社会共治、技术驱动，以及AT现实》，在该文中，我曾对中国互联网巨头们今天面临的现实做了如下描述：
推动互联网巨头们的管理从私人自治转向社会共治的根本力量之一是，当这些公司从一个独立的商业实体发展为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后，从产业竞争向生态竞争的进化符合其利益最大化，因为它们的利益越发与整个生态（也包括社会和经济等）的整体利益密切相关，这要求它们必须从生态的整体利益，而非仅仅是一己私利出发，并在管理上更加采取开放的姿态，兼顾多方声音。
变化的另一股力量则来自社会的要求，在整个社会的价值评估中，不仅个别公司的权重很小，就连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也只是众多指标中的一个。尽管不同的社会偏好不尽相同，但兼顾效率与公平和多元化的价值观、长期与短期利益，是人类共同默认的原则，为了对不同的指标实施有效管理，人类求助于政府和社会组织。
这就意味着，作为经济基础设施的阿里需要考虑比自身的经营更多的指标，比如总体就业、线上线下等多种生活方式的维系、财富分配中的公平、经济整体运行的效率、创新的保护、经济体的可持续性等，而作为技术、社会和潜在的经济基础设施的腾讯，则除了阿里需要考虑的，还需要考虑类似这样的问题，比如用户的时间和经济管理，虚拟社会的管理，总体幸福感的提高，个人职业发展与社会化，技术的社会后果等。
如果它们不能主动将这些指标纳入整体考虑，最终要么面临竞争地位的下降甚至丧失，要么面临政府或社会组织的介入——它们承担的更广泛的价值指标的监管者责任，让它们有足够的理由介入这些新的管理环境，毕竟在更广泛的社会价值体系面前，互联网甚至经济都只是一部分。
当这成为现实时，过去那些支持了互联网繁荣的自由土壤将不复存在，法律和规章最终会赶了上来，想想那些传统的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的管理模式，你就会明白这意味着什么，类似电信、能源、公共服务等领域的领导型公司，它们甚至连自主制定价格的权力也会被置入政府的管理范畴，而这只是它们所接受的广泛监管范围的其中一个。
未来，政府和社会的介入将会越来越成为一种常态，因为作为一个独立利益体的企业实际上很难跳出自身利益之外，社会共治模式就成为互联网巨头们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或者说建立确定性的机遇（如果足够明智的话）。
瞧瞧马云的新名片，你就该明白马云的这次卸任意味着什么：中国浙江杭州佬，阿里巴巴001号员工，阿里巴巴合伙人，阿里巴巴一号公益志愿者，阿里巴巴脱贫基金主席，马云公益基金会创始人，乡村教师代言人，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联席主席，TNC（大自然保护协会）全球董事，联合国青年创业和小企业特别顾问，联合国世界妇女峰会联席会议联合主席。
（来源：尹生价值观 尹生） 共2页 上一页 [1] [2] 关注公号：redshcom 关注更多: 阿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