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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罗奇：今年美元已从极高水平有所回落。从购买力平价的角度看，美元依然很强。若它回调至均衡水平，也不意味着美元作为长期以来的国际储备货币的角色会就此终结。事实上，过去美元经历过三四次重大的周期性回调，但每次都能维持储备货币的地位。所以，就算再出现一次这样的回调，我也不会感到意外。
然而，如果美国真的放弃世界领导者的角色——不仅是特朗普第二任期，而是之后所有政府都如此——那美元能否保住储备货币的地位就不好说了。我怀疑美元做不到。但我也知道，过去很多人也做出过类似预测，结果都错了，我也可能犯同样的错误。
中国网：你曾警告，美联储的独立性正受到威胁。如果政治压力继续影响货币政策，您认为这会对美国经济的稳定性产生怎样的影响？
斯蒂芬·罗奇：到目前为止，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顶住了特朗普总统施加的政治压力。他的任期将持续到明年5月，我认为只要他还担任美联储主席，这种抵抗态势就将会延续。特朗普虽威胁要解雇他，但实际上不会付诸行动。
真正的风险在于，若特朗普总统任命一位极端忠诚的支持者接任美联储主席，并推动货币政策按其主观意愿调整，这将对美国经济的表现、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稳定性，乃至美国及全球金融市场构成重大威胁。
·“建议在第三方国家设立‘中美秘书处’以处理分歧、化解争端”
中国网：接下来我们再聊聊中美关系。你曾经警告说，中美关系的恶化会对两国经济造成很大影响。回头看看，您认为这句话应验了吗？
斯蒂芬·罗奇：大约不到三年前，我撰写了一本书，名为《意外冲突：美国、中国和错误叙事的碰撞》。书中警告称，中美两国正走在冲突的边缘，倾向于将各自的问题归咎于对方。由于虚假叙事长期在两国范围内传播，书中预言的“意外冲突”风险已显著上升。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结果。我们只有重建信任，以更具建设性的方式重新思考如何处理与彼此的关系，否则我认为这种现象将会持续下去。
中国网：那么中美应如何处理与彼此的关系？理想的中美关系应该是怎样的？我们有可能建立这样的中美关系吗？
斯蒂芬·罗奇：我希望中美之间能建立这样一种理想关系，我对此仍抱有期待。我目前正在撰写一本新书，书中会提出一些解决冲突的思路与想法。我们需要重建信任，从“零和博弈”转向更广泛的互利合作，而这需要两国共同搭建一个新的架构与机制，使得两国能持续合作：既化解风险、管控分歧，也共同解决双方都面临的难题。
中国网：能否请您展开讲讲您所说的机制？
斯蒂芬·罗奇：我愿将其称为“中美秘书处”——那是一个设立在如日内瓦或新加坡等中立司法管辖区的机构，既不设在中国、也不设在美国，工作人员由中美专业人士共同组成。它的核心职能包括：联合撰写政策白皮书供两国立法机构审议；处理和修正两个大国间不可避免的分歧。秘书处还应设有解决争端、缓和冲突的机制。
·“下一个五年，中国应更注重消费”
中国网：我们再来谈谈您非常熟悉且关注的中国经济。中国目前正在制定未来五年的发展规划，您对其中哪些方面的内容比较关注？对于中国的下一个五年，您有怎样的建议和期待？
斯蒂芬·罗奇：通常，我们可以从四中全会中了解到下一个五年规划的走向。我认为，规划将延续既定路线，继续深化产业发展，推进自主创新。这都是利好举措，因为过去五到十年里，产业发展与自主创新一直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目前也是如此。
我期待未来五年中国的发展能够更多聚焦中国消费者。政府在这方面的讨论已持续多年，然而在我看来，向消费驱动的转型进展还有待提速。我希望未来能出台更多提振消费的政策，其中我个人最期待的是加强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但也有人提出其他建议，比如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总之，从四中全会释放的信号看，我认为对消费的重视还可以进一步加强。
中国网：您提到了消费，那么对于提振消费，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斯蒂芬·罗奇：事实上，我从2007年起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我始终认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的改革是关键政策，可以缓解由恐惧而产生的过度储蓄。目前中国的家庭储蓄率接近35%，是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水平的三倍。中国必须降低储蓄率，使家庭在可自由支配消费方面更活跃。如果不采取措施打消人们对未来不确定产生的“恐惧”心理，预防性储蓄就不会减少，以消费驱动的经济再平衡的转变就不会发生。
为此，第十五个五年规划应明确设定一个目标，即到 2035 年将家庭消费在 GDP 中的占比从目前的近40%提高到50%。
来源：中国网 记者 白璐 共2页 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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