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年轻人没有创业意愿，创业环境与土壤缺失
据人力资源服务公司Randstad进行的劳动者意识调查中，日本人的创业意愿在世界33个国家和地区中垫底，近七成日本人表示“没有创业意愿”，日本的创业群体以中老年居多，而中国新兴独角兽企业的掌门人80后超过32%。
从创业环境氛围与文化政策上来看，在中国，由于经济转型与就业严峻形势的逼迫，国家从政策层面鼓励创业。2015年前后可以说是我国创业的爆发之年，这源于国内对商事制度进行了改革，国内政策层面简化创业企业工商注册手续，为创业者提供优惠的服务和财政补贴以及要加快发展创业孵化服务，包括发展创新工场、车库咖啡等新型孵化器，完善创业孵化服务。这些政策客观上推动创业者热情高涨。根据网易云联合IT桔子发布2018年全国创业报告，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范围内已有创业公司超过10万家。
在日本，创业要面对的第一项风险就是成本太高。此前有数据显示，在“创业成本”（占人均收入的比重）这一项中，美国、英国和德国分别为1.1%、0.1%和1.9%，而日本高达7.5%，是英国的75倍！此外，日本人在创业时须面对繁杂的申报和审批手续及由此产生的高昂成本。
此外是日本创业者要面对与挑战的都是巨头型公司，在制造业领域，丰田、索尼、夏普、松下等大企业垄断了太多资源，创业者没有切入的空间，在互联网或移动互联网，日本几乎被苹果、雅虎、Facebook、谷歌、亚马逊等硅谷大厂垄断，日本更没有本土的创业者敢于与之叫板。
在日本，我们看到优衣库、乐天、亚马逊日本都发展的还不错，但相比较国内阿里京东拼多多以及各种社交电商、内容电商等繁荣程度，日本逊色太多。事实上，这源于两国在国情上的巨大差异，国内幅员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给电子商务发展提供了相对优质的客观环境。
而在日本，除了肯德基、麦当劳等跨国巨头在日本有自身的线上外卖系统之外，没有出现一家公司可以整合日本的便利店或小商铺来提供线上服务。而追根朔源，是日本的线下实体店体系过于发达。
比如日本东京是线下实体店最为密集的城市，大街小巷遍布着各种连锁便利店，据资料显示，日本7-11、全家、罗森便利店，总数超过5万间，随处可见的药妆店，如松本清、杉药局等，总数超过2万间。以及遍布各地的大型百货与特色卖场以及自动售货机，让日本人在自己的生活圈与视野可及处，几乎可以买到他的生活所需的物品，而在这种相对庞大的线下优质的体验与服务的围绕下，线上体验很难超越线下实体。电子商务领域折射出来的，也是日本线下实体业与互联网博弈的一个侧面，即过于发达的线下服务体系反而让互联网创业的空间被压缩。
东京武藏大学研究创业学的Noriyuki Takahashi对于日本的反思中指出：创业者在日本人眼里过于贪婪，过于张扬，与日本的传统文化背道而驰。他认为要要使得硅谷式冒险资本主义真正活跃起来，日本必须得消除社会对创业者根深蒂固的偏见。
事实上，这种对于创业者根深蒂固的偏见，则或多或少与日本的90年代与2000年的经济大衰退以及群体性失业的历史记忆相关，为避免重蹈覆辙，日本更加注重维持自身的传统企业管理文化——终身雇佣制。
中日创业背后的利益驱动力不同
在中国，企业注重员工价值，而不是员工忠诚度，也不认为公司有责任要特别培养员工技能，员工的技能应该由大学与教育机构所赋予，而不是企业的责任。
在日本不一样，日本企业界奉行的是终身雇佣制，这套制度体系下的企业都非常注重员工忠诚度，企业认为要对员工有终身承诺以及技能培养的责任，并为之提供公司自行发展出的管理技术训练，让员工由基层逐级往上晋升。这种良好的上升机制与人性关怀导致日本年轻人认为呆在大公司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状态。
数据显示，日本90%的大学毕业生更愿意进入大公司工作，这意味着生活无忧与安稳的职场生涯。
日本的终身雇佣制是由1982年的松下公司的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提出：“松下员工在达到预定的退休年龄之前，不用担心失业，企业也绝对不会解雇任何一个松下人。“而这种终身雇佣制后来在日本被普及开来达成了一种传统的企业文化与管理模式，这为工业时代的日本为减少员工离职率、稳定熟练工人队伍、推动技术与产品的良品率提升与社会劳动力资源的集中方面起到了大的作用，但也导致员工被体制化，许多员工不敢踏出稳定的体制而去干风险系数很高的创业活动。
在这种体制下，日本以年资而非以绩效作升迁标准，在日本人看来，以年资来作为升迁标准，这样就不会为了破格提升表现极优的员工而因此得罪大多数员工。这种重视资历与人情的企业文化有它好的一面，即它让大多数员工保持了对公司的感恩与忠诚度。
本质上这是一种“公司是我家”的文化，进入大公司意味着拿到了“铁饭碗”，它让许多日本人可以在一家公司轻松待上5~10年甚至是一辈子，但这种管理模式也缺乏冲突性的竞争，一个职场员工在日本只要不犯大错，可以舒服的在一家公司干到退休，没必要干冒风险去创业。
再看中国。中国互联网企业搬来的是源自美国的企业管理体系，奉行的是以绩效为核心的企业考核与升迁标准，在互联网公司，末位淘汰制普遍盛行，员工即便在大企业也普遍处于一种焦灼与不安定的状态，而在大企业，外面与内部的失业风险同时存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创业者多以及创业意愿强，重要原因也在于不稳定的职场环境与生存压力、焦虑的逼迫。
但在日本，创业其实是拿舒坦的人生前途去赌博，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巨大的风险成本投入。很显然，日本许多年轻人心里清楚的很：创业是不可能创业的，这辈子是不可能创业的。
要知道，日本也是一个注重个人的信誉的国家，频繁跳槽与离职的员工不受社会与企业待见，而不进入大公司，传统的社会偏见与父母的责难，让年轻人未来面临的结婚、养老、贷款买房等各种问题，这使得年轻人思考模式倾向于回避危险。
另外再看收入对比，在日本企业内部相对强调平等，CEO的薪酬也就是一般员工的几倍，不会超过10倍或者几十倍，这事实上是一种更为人性化、注重贫富差距的制度设计，但也看的出，日本创业的投资回报率并不高。
在中国，互联网产品形态、商业模式与企业文化都是源自美国，CEO的薪酬是普通员工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也算正常。正是这种创业成功之后与之前收入上的巨大差异性，导致国内创业者对于创业的成功的渴望空前，希望通过创业改变命运。
也就是说，在中国，创业失败大不了回到从前，而在日本，创业成功之后的财富与创业之前其差异性不是非常明显，况且在日本，进入大企业工作，其高收入与稳定性与创业者的风险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曾有业界人士指出，中日两国的创业者对比，中国创业者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而在日本，日本年轻人进入大企业工作本身就意味着已经穿上光鲜靓丽的水晶鞋，他们不愿再脱下鞋子去光脚走路。创业成本与失败的代价不一样也导致两国的创业氛围与创业者数量都不在一个层级。
日本或许并不需要依赖互联网上的成功
日本的池田信夫在《失去的20年》一书中提到，日本经济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在于日本没能赶上20世纪80年代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所谓第三次革命就是信息革命，人类步入互联网时代。
日本二战后集中国家和民间的财力促制造业发展，导致日本具有很强大的制造业基因，日本的电子产品给人一种从细节打磨出来的精良与品质感，这种制造业的优势也造就了日本企业界一种相对严谨与按部就班的工业化的品控管理模式，但对应到互联网时代，互联网行业需要快速试错与产品迭代，并需要在制度与文化呈现一种的创新性、灵活性与开放性的模式与氛围，这与日本企业文化产生了冲突，导致日本互联网运营缺乏一种开放性与灵动性。
雅虎、Google、Facebook、亚马逊、MSN、Twitter、微软等公司对日本互联网形成铁板一块的垄断局面，日本也习惯于此，并不寄望改变，正因为如此，喜欢追随榜样的日本人更失去了互联网创业的精神源动力。正如日本一位业界人士所指出：“现实中没有具体例子，我们没有Facebook、Google和Twitter，年轻人不相信日本互联网初创公司会成功。”
在中国，人们见证了太多的互联网产品爆发与崛起的案例，国内互联网市场几乎已经是全球唯一一个没有被硅谷大厂覆盖的市场，在BAT之外，在互联网各个细分领域，成功活下来的都是国内公司。这使得人们相信创业这事儿能成，但在日本，没有见过，没有榜样的力量，人们自然不相信。
不过，日本或许并不需要依赖在互联网上的成功，或许是创业文化低迷，导致大量人才与资金流向在大企业或者说小而美的老店，日本大企业的综合实力依然在强化，从富士通、佳能等厂商来看，要么转向物联网、要么转向新医疗，转型也颇为成功。
不同于中国的应用层面的创业成功，日本大企业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在基础研究、精密制造、机器人、AI、物联网、生物医疗等领域扎根颇深。某种程度上，尽管中国应用层面突飞猛进，但日本在基础研究与稳打稳扎的科研投入上，一直谋求掌控链条上游的核心环节，这依然是中国值得学习的地方。
不过，日本创业活力的缺失往往导致其在未来新兴市场与趋势面前丧失敏感度。比如说当年日本最大运营商主导NTT DoCoMo的i-Mode更是引领了移动互联网领域的创新先潮，但日本NTT DoCoMo模式却在一种本土封闭与后知后觉的状态下被苹果iPhone的触屏技术瞬间击溃。
从目前来看，日本也急于改善这种状况，安倍计划在2023年前培育20家独角兽企业，但这可能需要在创业文化与土壤、政策上以及整个资本环境、社会对创业的偏见上做出改变，但短时间来看，这种改变，对日本来说并不现实。
（来源：微信公众号“热点微评”，作者 王新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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