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红商网、《独贾参考》特稿：据北京大学新闻网消息，中国共产党党员、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著名经济学家、杰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2月27日19点31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2岁。北京大学已成立治丧工作组，开展相关工作。全校师生沉痛悼念厉以宁先生。
厉以宁是中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参与推动中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主持起草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参与推动出台非公经济36条以及非公经济新36条，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厉以宁作为100名“改革先锋”称号获得者之一，在大会上受到表彰。他的获奖理由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
在获得这项褒奖时，厉以宁说：“作为读书人，总有些正心、齐家、改善人民生活的想法，这是我坚持至今的动力。”
北京大学曾梳理道，厉以宁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认为股份制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条件，只有通过股份制改革才能重新构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才能完成市场化改革，同时参与并推动了中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厉以宁还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转型”进行理论探讨，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体制转型和发展转型相结合的双重转型，体制转型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转型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双重转型要继续以体制转型带动发展转型，要优化双重转型中的结构。
他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提倡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打破行业垄断、进行公平竞争、建立有效的资本市场监管体系，实现资本市场发展与股份制改革的相互促进。这些都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厉以宁在全国政协期间，还参与推动了非公经济36条以及非公经济新36条的出台，并在担任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专家顾问组组长期间，积极参与推动了毕节市的扶贫改革。另外，厉以宁在国有林权制度改革、国有农垦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低碳经济发展方面都作出了突出贡献。
厉以宁教授从195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兢兢业业工作在教学科研第一线，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大量的杰出人才。1994年，在北京大学和光华教育基金会的支持下，厉以宁筹备创立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学院已成为亚太地区最为优秀的商学院之一。
厉以宁授课的内容涵盖西方经济学、国民经济学、管理学、教育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说史、西方经济史等课程，学生涵盖本科、学术硕士、博士、MBA、EMBA等等。他讲课内容丰富，形式不拘一格。
在长期的经济学教学实践中，厉以宁教授形成了一套系统、成熟的教育理念和独特的教学风格。在1992年，他就提出了经济学科的教学不能脱离经济建设中的热点问题这一观点，提出要大胆吸收和借鉴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所积累的经验，并把已被实践证明的有益于发展生产力的研究成果、经验和方法组织到教材中。
北大方面介绍，他积极参加教学改革和建设，在教学内容建设和教材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他认为，教育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先导性、全局性的作用，因此，中国的教育必须超前发展。他自身也积极投身于深化教育改革，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发展。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他撰写完成了大量的经济学教材，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教育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到《西方经济学》、《比较经济史》等，基本成为国内各大高校的指定教材，为推动国内经济学的教学研究以及经济学的学科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早年经历，到经济政策，再到人生感悟，让我们走近这个经济界泰斗不平凡的一生。
湘西边城的文学少年
和厉以宁谈话，他儒雅、温润的气质常会让人忘了他的年龄。但厉以宁并非出身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是粮店店员，母亲没念完小学，17岁就嫁入厉家。
1930年11月22日，厉以宁的母亲在南京生下长子厉以宁，“以”是厉家的排行，“宁”是南京的简称。两年后，厉以宁弟弟出生，父亲开始经商，家境得以改善。
厉以宁4岁时举家迁往上海，住在租界内，6岁入学读书。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入上海的租界，1943年，他随家人迁往湖南沅陵，就读于湖南名校雅礼中学（当时它由长沙迁到了湘西沅陵）。
年少的厉以宁远眺山水，醉心文学，“总是把沈从文的小说当成枕边的读物”，还以“山外山”的笔名写小说，为日后在诗词方面的造诣打下基础。
抗战胜利后，1946年，厉以宁重返南京，进入金陵大学附中，对自然科学产生浓厚兴趣。高中毕业前，全班同学去参观一家化工厂。“如果全国每一座城市都拥有这样阵容齐备的化工企业，国家能集中全国的财力物力投入到工业建设上，那么，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华夏民族就不会沦落到落后挨打的境地了！”
厉以宁决定走“工业救国”的道路。1948年被保送到金陵大学时，他选择了化学工程系。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厉以宁决定参加国家建设。年底，他回到沅陵参加工作，在一家合作社当会计。此次重返沅陵，他已经把湖南视作自己的第二故乡，直到花甲之年，他还填词抒怀：“山城一别几多秋，少年游，梦中留……”
1951年，厉以宁决定参加高考，并委托雅礼中学的同学、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的赵辉杰代他报名。赵辉杰觉得厉以宁做过会计，便替他做主，第一志愿报了北京大学经济系。7月，厉以宁在长沙参加高考，8月接到了北大经济系的录取通知书。
他就这样阴差阳错地被命运推上了经济理论的研究道路。
坐了20年冷板凳
1955年，厉以宁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留校。“我认为自己口才不好，愿意从事经济系资料室编译工作。”
没想到，两年后，反右运动开始，陈振汉、罗志如等人由于起草了《关于经济科学繁荣的意见书》，遭到严厉批判，他们的得意门生厉以宁也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一直被扔在资料室坐冷板凳，一坐就是20年。
正是这20年的冷板凳，让厉以宁受益匪浅。
“面对资料室里大量的中外经济学原著和几十种国外经济学期刊，我一头扎了进去，接触各种经济学观点，还翻译了一些经济学原著和论文。”
更难得的是，逆境之中，几位教授继续对厉以宁言传身教。
陈岱孙、赵迺抟（音同乃团）教授教会他“闹中取静”的学习习惯；罗志如教授跟他谈世界经济、谈经济学新的发展方向；研究经济史的周炳琳、陈振汉教授不顾旁人非议，照旧和厉以宁来往，让他帮忙收集和整理资料，暗中栽培他。
20年的动荡中，厉以宁记了大量读书笔记，写了许多无法发表的文章，一小本一小本藏到床铺下。
改革开放后，正是凭借“文革”期间积蓄的这些“家底”，他担起中国经济学界领路人的重任。
曾有人笑言，厉以宁出名太容易了，把过去那些压在床底下的稿子拿出来发表就够了。
一句玩笑，几多辛酸。
这20年的坎坷也让厉以宁的经济观点发生了剧烈变化。
“多次下放，使我看到农村的贫困和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我发现自己在大学阶段所学的那套东西同现实的距离是那么大。中国要富强，人民要过上好日子，看来不能再依靠计划经济的模式了。”厉以宁下决心探寻一条社会主义经济的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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