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疫情仍在快速蔓延，这对挣扎求存的国内外贸工厂来说，并不是个好消息。
产业门槛低、竞争激烈、产能过剩本是很多外贸工厂的弊端。这些问题在当下被无限放大，而订单被取消、库存周转慢、现金流压力成为压倒这些外贸工厂的最后几根稻草。
媒体和专家已经解读了很多，但自救之下，中国厂长们需要考虑更长远时间里的转型问题。
转内销？转线上？
包括淘宝特价版、拼多多、京东京喜等平台都开始开放技术和产品，优质低价的产品和供应链有着更精准的出口。
对于外贸工厂，这或许是一个重要的机会。箱包和手机壳，这两个本不性感的行业，工厂厂长告诉「电商在线」，他们通过C2M模式，已经摸到了转型升级的密钥。
订单腰斩，资金流压力很大
胡振洋的箱包生意里，有6成都是外贸，另外4成则是依赖淘宝、天猫店铺。
国内疫情起来的时候，他的箱子跟着旅游需求的减少经历过一波打击，“下降一半多，只达到去年的50%。”
他甚至想着，那就装死吧，晚点复工，生产线先不开了。等到国内疫情好起来，各地召回工人之后，国外的一波又开始了，“当时谁能想到会是这样。”
跟国外的疫情地图一样，他的客户里，意大利、西班牙的大客户订单直接取消了。“他们是我们的稳定客源，总的占比有15%。我们年前下好的订单，约定3月份发货，结果3月中旬，就打电话给我们说，情况不好，订单得取消了。”胡振洋告诉「电商在线」。
日本的品牌客户则是暂停和延宕，这些客户里，有的已经交过定金，配件到了、生产没法刹车，只能继续干，“以往都是我们拉到港口，海运的费用他们负责，但是现在他们不订货柜，我们这里交不了货也就收不回钱。”
胡振洋做的是传统的外贸生意，国外客户下单，这边生产发货，一对一单点联系。“整体的生意腰斩了” ，不仅是订单少导致的销售额减少，更严重的是资金被卡住了，现金流岌岌可危。
这是在温州瑞安的一个厂长的故事。在这个二三线城市里，有将近200家箱包工厂，胡振洋向「电商在线」提到，如今整个行业，七成的同行要关门休假，他们算好的，但现金流也就够支撑3-4个月。
在东莞，另一个厂长吴嘉源也有同样的烦恼。
他卖的是手机壳，平常一天出货量能达到五六万个，现在只有一两万，四分之三的订单蒸发了。
吴嘉源的生意里，10%是东南亚的外贸，20%是通过经销商卖到欧美市场，剩下的70%做的也是国内电商平台的生意。
疫情影响，3成的外贸出货量几乎降为零，内需也受到大环境的影响，持续减少。
库存堆积如山，如何把手机壳卖给更多的人，成为他最近一直在苦恼的事情。
两个并不性感的行业
生意惨淡，但是胡振洋和吴嘉源仍然算是在行业里少有的幸运儿。
胡振洋2005年入行，当时温州的箱包工厂90%以上都是做外贸，他从生产线管理做起，对做箱子的工艺流程非常熟悉。
“先把塑料拉成一张板，然后经过板材成型、给毛边打孔、组装配件几个步骤，一个箱子就出来了。”
制造门槛很低，工艺差别不大，到2010年，他就开始自己创业办厂了。也是从外贸做起，给日本的ACE、爱思等品牌贴牌生产，目前月产将近一万四千只。
门槛低，谁都能做的结果就是，这个行业利润率极低，“我们的毛利率大概在5个点。”
胡振洋解释，箱包这个东西，工艺都差不多，甚至他们的生产线根本不区分高中低端的产品，差别就是实打实地在材质上，“核心就是在于材料，那些大牌的箱子，很多设计。
品牌和渠道有一定溢价的理由。小米90分是天猫双11卖得最好的箱包之一，但胡振洋举例，性价比的排序里，他们的工厂牌大于小米的箱子，小米的性价比又大于新秀丽，“但箱包行业整体的利润率其实相差不是那么大。”
换句话说，这个行业没有太多故事和概念可讲，他们不性感、不时髦，货才是王道，好用才是王道。
另一方面，你旅行或者出差才用得上箱子，它在生活中并不是一个高频的需求，常常隐形地让人忽视这个行业的存在。
与箱子类似的，手机壳也是日常生活的配角，它只是手机的一个配件，而且是最廉价的一个配件。
廉价的手机壳，受困于对批量化生产的需求。一旦没有了量，利润也就极为压缩。
吴嘉源最开始是在一家电脑公司上班，他决定投身做手机壳的时间是在2011年。
那是一个手机市场正风起云涌的时候。iPhone4成为一代经典，智能手机时代开启。雷军创业不久，小米进入了起飞跑道；罗永红的锤子也在随后准备酝酿一场审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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