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购者王芳最近有些迷茫。
一间大约10平方米的地下室是她的库房，地上散落着用来打包易碎物品的气泡垫和胶带，墙角处堆放着一些还没有折叠成形的纸箱，数排货架上面只剩下几件化妆品。据王芳描述，货物多的时候，架子上都摆不下，这个地下室连墙角都铺得满满的，人进来只能踮着脚走。
自2018年12月29日发完最后一批货物后，王芳已经十几天没有来过这间地下室了，这也是她自2013年做代购以来，休息最长的一段时间。在她的代购微信上，未读信息已经累计上百条。
“以前不管是吃饭、工作、逛街，只要有微信我都是第一时间回复，生怕误过一笔生意。现在很久才会瞄一眼手机，因为看了也没用。”王芳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其实有一点后悔，年前应该多飞两趟囤货。其实最近也在犹豫，要不要再做几笔。”
利润大幅缩减，谁还做代购？
一切源于2018年8月31日颁布的《电子商务法》，其中明确规定，2019年1月1日以后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从事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要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并缴纳税务。也就是说，新年伊始，曾经活跃在朋友圈的代购必须登记并缴纳税务，才能合法进行买卖活动。
对于这些代购来说，成为一名合法代购，不仅意味着要统一登记管理并缴纳营业税额，更意味着他们的利润主要来源——国内外同样商品因进口税率不同造成的价差，从此消失殆尽。“一旦合法合规，难道我们还可以继续在微信上售卖并没有经过正规海关报税程序的货品吗？利润都没有了，谁还做代购？”王芳无奈地说。
以代购中常见的某品牌精华液为例，国内专柜售价为760元/50ml，国外销售价格价格是610元/ml。如果走正常清关模式，完税后的价格是804元（包括5%的进口关税、15%的消费税和17%的增值税，假设在每年2.6万元限额内按70%缴纳消费税与增值税）。如果采取人肉代购和邮寄的方式，一旦被海关抽查到。需要缴纳50%的行邮税，代购成本为918元，远远超过了国内售价。也就是说，如果正常缴纳税率，那么代购几乎没有利润可言。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在临近《电子商务法》开始执行的日子里，往日里活跃在朋友圈的代购们开始各辟蹊径。有人开始疯狂出国，一个月里飞遍韩国、日本、泰国，想在最后的日子里大捞一笔之后收手；也有人开始特价清仓，计划在春节前出清所有未卖出的货品，以免砸在手里。与此同时，代购们开始在朋友圈和微信群里疯狂转发：“微信开始封号，未来一个月，一律不许在微信中询问价格，大家请使用语音，jiage，多少米来沟通，谢谢合作。政策收紧，代购艰难，且买且珍惜。”
这不是代购群体中第一次出现类似的信息。在王芳做代购的几年中，每隔几个月都会出现类似的信息，例如国家要整顿微商，或者海关抽查加严之类的。在她看来，过去几次所谓的“内部消息”总有几分“狼来了”的意味，更多是为了促使顾客下单。但是这一次王芳知道，代购的好日子是真的要结束了。
“我在内裤里藏了六块表”
飞一次韩国大约需要三四天，带回国的货品顺利的话可以在两周左右出清，一趟下来的纯利润可以达到五六万，在外人看来，代购这笔生意无疑是暴利的。但在王芳来看，这些钱都是她辛辛苦苦赚到的“血汗钱”。
每次出国，为尽可能地省下成本，王芳预订的都是晚出早归的“红眼航空”。晚上10点起飞的飞机，提前6个小时王芳就已经抵达机场，她要先在日上免税店完成一部分采购目标。深夜抵达首尔之后，王芳首先选择前往半夜才营业的东大门商圈。接下来的三四个小时里，王芳通过自己的判断来选择能够冲击销量的衣服和饰品，询价并尽可能在店主不注意的空隙拍照。必要的时候，她会提前购买一些衣服到酒店，拍摄试穿效果，再将编辑好的照片和文字发送朋友圈。时间允许的话，王芳会在酒店休息几个小时，接着前往首尔市区的免税店进行另一轮扫货和直播。
在王芳的朋友圈里，经常可以看到“包装全拆，特殊情况请加500包装费”的字样。据王芳介绍，包装太占地，尤其是一些手表的盒子，一个就可能有一公斤重，而且很容易被海关查到。每次回国的货品被王芳分成邮寄和人肉两种途径。“衣服饰品什么的，就直接从东大门打包寄走，那里一到晚上就聚集了很多物流公司，还负责帮你清关。化妆品和奢侈品这些税率高的，主要靠人肉带回去。”王芳表示。
每次回国过关，对于王芳来说都是一次提心吊胆的体验。关口安检的X光机一般只过大件行李，手提并不需要过检，她把单价更高的商品都塞到了自己随身的背包和衣服口袋里。“冬天最方便，大衣口袋里一塞就可以。夏天比较麻烦，我买了一条带拉链口袋的男式平角内裤，最多的一次里面放了6块手表，单价都在5万至10万之间。每走一步，我都觉得内裤马上要掉下来了。”
海关的抽检被代购们称之为“逃生”，在一些代购群里经常会出现口口相传的“逃生”经验，譬如过关时要镇定，假装打手机逃避行李过检，必要时找同行旅客塞钱帮带行李过关。但是在王芳看来，能不能顺利过关主要靠运气。 共2页 [1] [2] 下一页 搜索更多: 代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