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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抛弃了全聚德?

  “陷入一个僵局”

  业绩连续几年下跌,好几任高管任期内辞职,全聚德进入阵痛期。曾执掌东来顺10年的周延龙,成为全聚德选中的新舵手。企查查信息显示,周延龙本届任期是从2019年12月3日至2022年1月20日。

  目前来看,周延龙做了一个折中的选择:一是想鱼和熊掌兼得,客群定位是做好“旅游餐饮”,还要做“北京人的餐厅”;另一个是开拓年轻消费市场,引领全聚德走年轻化、亲民路线。

  周延龙正努力重塑全聚德在北京人心中的“人设”。6月,全聚德在线上官网售卖六款卤味产品,包括鸭脖、鸭翅等;7月24日,宣布全面取消服务费,下调菜价约10%-15%,并决定统一烤鸭制作工艺;9月底,全聚德和平门店全新装修的新中式餐厅试运营,迎合年轻人需求……

  这些措施的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但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些只是全聚德应对顾客流失的无奈之举。

  事实上,过去几年里,全聚德也有主动拥抱变化的时候。

  2015年10月15日,全聚德成立鸭哥科技,宣称“力争成为中国美食外卖电商第一品牌”。还与百度外卖合作并推出“小鸭哥”外卖,全聚德外卖、全聚德电商同期上线,推出零售包装鸭肉、鸭脖等零食产品。2017年,鸭哥科技因未能达到经营预期停业。此次转型失败后,全聚德的“互联网+”战略搁浅。

  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是,全聚德近些年也做过一些创新和多元化尝试,为什么都以失败告终呢?

  “这些转型举措都没有切中要害。”定位专家顾均辉向《财经》新媒体记者分析,全聚德犯了老字号都会犯的错,比如服务差、价格高等,那么做好服务和保证质量是品牌的基本条件。如果是全聚德品牌出现了问题,就应该围绕“全聚德”来解决。仓促推出新品牌、进入新品类,意味着进入一个自己并不擅长的领域展开竞争,擅长的餐饮主业都做不好,不擅长的外卖电商就更不用说了,结果可想而知。

  有接近全聚德的人士告诉《财经》新媒体记者,全聚德如今陷入一个僵局,铁打的全聚德,流水的总经理。“干不好有现实困难,而怎么能变活,就走着看吧。这样就进入一个死循环。”

  在冯恩援看来,事在人为,重要的是看经营者是否认真管理企业。要改变管理模式,比如由总部统管改为各自为战。甭管是哪个门店,都进入企业内部竞争阶段,各显其才,看看究竟是管理者不行还是市场不行。

  都是体制惹的祸?

  时至今日,就连全聚德管理层也认为,有些东西制约了全聚德向前的脚步。

  老陈向《财经》新媒体记者指出,全聚德多年来遵循“老国企式”的管理模式,部门之间的互通性和协调性较差。“一遇到问题就开研讨会。像服务费、就餐体验这些都是讨论过多次的问题,领导们也心知肚明,但就是没有解决办法。”

  各门店的创新想法也很难落地。老陈告诉《财经》新媒体记者,如果推行一份新菜单,他们要打报告层层上报、审核,有时一个月过去了,还停留在“等领导审批签字”的状态。

  有接近全聚德的人士在知乎讲述这样一个细节:疫情之下全聚德希望自救,想菜品降价,并开发新菜品到餐厅门口摆摊,针对此事集团领导讨论了三个月,“真是不是自己家买卖不心疼”。

  事实上,全聚德今年推行“取消服务费”的举措也颇为曲折。老陈告诉《财经》新媒体记者,周延龙曾提议3月份就取消服务费。“取消了服务费,不就意味着损失数千万元嘛,这直接关系到各门店的绩效考核啊,当时引发很大争议。”直到4个月后的7月24日,全聚德才全面取消收取服务费。

  在老陈看来,市场化转型和创新意识不够,是全聚德掉队的重要原因。“世界变化太快了,当我们还在层层请示的内耗中打转时,人家民营餐馆早就用新场景、新菜品,把顾客吸引过去了。有些烤鸭店,只要是顾客喜欢吃的菜,就立马上了新菜单。”

  朱丹蓬向《财经》新媒体记者指出,全聚德的管理架构已不能匹配高速发展、充分竞争的餐饮市场。这其实是诸多老字号都遭遇到的瓶颈,从狗不理到庆丰包子再到全聚德,它们都遭遇了同样的困境,那就是体制、机制的束缚。

  那么,老字号的出路在哪儿?有人说是改制。冯恩援并不认为改制是良方,他向《财经》新媒体记者指出,“天津狗不理不是从国企变成私企了吗?也没有出现转机呀,同样遭遇了市场无情的洗礼。因此,老字号走下坡路,压根不是改制能解决的问题。”

  冯恩援回想起20年前那场“老字号改制潮”,改制后北京市各区的老字号几乎荡然无存。在西城区,只有华天饮食集团保留了21个老字号,包括庆丰包子铺、鸿宾楼、峨眉酒家、同和居等。

  事实上,国企机制不仅给这些老字号带来光环,还带来了优惠政策。以全聚德为例,年报显示,公司2019年收到的各类补贴、补助就有588.67万元。

  谈及全聚德如今深陷业绩泥潭的原因,多位业内人士在接受《财经》新媒体记者采访时给出了一些关键词,如保守被动、效率偏低、创新不足、错失消费升级红利等。

  上述判词都在指向一个事实:全聚德业绩失速的背后,是管理失序。

  关于内部机制的改革,周延龙也向媒体坦承,目前全聚德的很多操作机制、内部激励还可以更市场化,更高效及时。“比如考核,或许可以改变过去的年终考核机制,把月度季度的区间考核、销售成果与管理层薪酬挂钩,既然有病就早吃药,不一定要等到年底,否则容易形成员工的惰性,从而造成对市场反应的滞后。”

  值得一提的是,老字号的深化改革关键在于老字号概念的市场化运作。冯恩援向《财经》新媒体记者分析指出,老字号实际上是公共资源,是城市文化名片。老字号也可以走“共享经济”,你做不好,能不能让别人做一下?但这不是走老路,不是简单粗暴的交加盟费。加盟店模式是一个买卖关系,不是资源的重组和利用。如果把商标、技术专利、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资源市场化了,那可能会引来很多的资本、创意、人才,那就会产生新动态。

  “机制如果不灵活、不变革,全聚德只会苟延残喘下去。”老陈这句话,道出了内部员工对于改革的迫切诉求。如何把老字号资源盘活,已成为全聚德转型路上的必答题。

  【记者手记】

  享受过历史红利的老字号,也不得不无奈地直面时代。

  如今,全聚德王府井店、和平门店,这两家傲立北京核心景区的旗舰店,已不再是游客们寻味烤鸭的首选。大楼里被夜色吞噬的那几层,昭示着全聚德正在遭遇怎样一场“流量危机”。

  从2012年业绩高点,到如今净利润腰斩,全聚德只用了八年。

  回望这八年,不同人有不同的注解。在全聚德的新闻通稿中,那是蓄力转型、积极创新的八年;在铺天盖地的消费者评论中,那是全聚德“倚老卖老”、傲慢收割的八年;在业内人士的分析中,那是全聚德过于保守、错失红利的八年。

  八年后的今天,全聚德所承受的种种,已不能简单归因于疫情下餐饮业不可阻挡的萧条大势。结合前几年的财务数据看,全聚德的经营一直在走下坡路。即使没有疫情这只“黑天鹅”飞过,全聚德大体上也难逃业绩下降命运。

  是因为价格吗?大董的客单价比全聚德更高,依然坐享消费升级时代高端餐饮的红利。这表明,餐饮店的卖点已经从单一的口味、价格及服务,向文化消费场景转变。

  是因为体制吗?同样带有“国企基因”的粤菜老字号广州酒家,不局限于粤菜,开西餐厅,推火锅,做月饼,产速冻食品。2020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广州酒家前三季度营收约26.53亿元,同比增长10.16%,净利润约3.6亿元,同比增长10.36%。广州酒家逆势增长的业绩表明,恰到好处的市场化运作,不仅能够挖掘出老字号餐饮更多可能性,还能抗住疫情这样的风险。

  在这些方面,全聚德可做得还有很多。就看掌舵者能否找到那个破局的开关,带领这家老字号走出寒夜。

  时间,曾是全聚德的朋友。那么,现在呢?

  全聚德能重回“最好的时代”吗?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老陈、李峰、范竣为化名)

  来源:财经新媒体 欧阳叶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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