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消费升级与业态创新交织叠加，而消费者权益保护体制机制仍存在明显短板，已成为制约消费维权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如果说过去面临的更多是“维权难”问题，那么今天，不少情况已演变为“制度、技术与能力”的系统性滞后。
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最后一次修订时间是2013年。这十余年，恰恰是中国消费领域变化最剧烈、技术渗透更为深入的时期，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不断涌现，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在消费领域的广泛应用带来了消费活力，但也为消费维权带来巨大挑战。《消法》已经难以适应消费市场和消费维权的现实需求，亟需修改完善。
新场景、新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和配套规则需要充实完善，特别是在数字消费、AI消费、潮玩经济与服务消费中，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现行制度存在覆盖不足、规则滞后等问题，难以有效适配新业态。例如，数字内容等无形产品的质量标准与退换货规则不完善；数字消费中，质量审核、售后服务保障等责任划分需要进一步明确；自动驾驶责任划分、医疗AI的资质认定等人工智能在消费领域应用中的相关规则需要持续完善。由此，《消法》与时俱进已不是学术畅想，而是现实倒逼的必然选择。
于2024年7月1日起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虽在细化规则上有所作为，但面对预付式消费跑路、平台价格歧视等顽疾，仍缺乏配套制度的有力支撑。一些看似“轻微”的违法行为，例如标签说明书误导消费者，因缺乏具体处罚标准，在实践中往往“管不了、罚不动”。制度供给的“最后一公里”，依然梗阻重重。
由于消费形态多元化、商业模式快速迭代、新技术广泛应用等多重因素，我国消费侵权治理尚未实现全领域、全链条覆盖，同时，新兴消费领域的某些侵权行为正在变得更隐蔽、更技术化。从“大数据杀熟”到职业刷单炒信，从老年大学里的商业推销到玉石交易中的鉴定乱象，侵权手段不断翻新，但监管的“视力”却未能同步提升。
问题不仅在于技术能力不足，更在于治理体系的碎片化。某些消费乱象因危害行为涉及不同监管部门的职责，对相关部门协调治理提出了较高要求。没有跨部门协同、没有常态化的技术监测手段，隐蔽性侵权就会成为法外之地。
另外，汽车存在隐蔽缺陷、个人信息泄露、虚假广告等群体性消费侵权事件频发，但真正进入公益诉讼或集体诉讼程序的案件却屈指可数。原因不难理解，公益诉讼介入门槛高、启动机制僵化；集体诉讼周期长、成本高、举证难，普通消费者望而却步。结果就是，许多群体性侵权案件以“个体和解”“私下赔偿”方式草草收场，违法主体感受不到法律的震慑力。没有有效的集体救济机制，消费维权就始终是“一个人的战斗”。
虽然《消保条例》描绘了一幅经营者守法、行业自律、消费者参与、政府监管、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共治图景，但在实践中，消费维权协同共治仍存在不足。信息不共享、协调缺机制、激励不到位，各方参与积极性参差不齐。尤其是各级消协组织，本应是共治体系的枢纽，却普遍面临人员不足、经费紧张、专业能力有限等困境。许多时候，不是不想作为，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消费维权从来不只是消费者个人的事，它关乎市场秩序、社会信任与法治。当消费形态已经迈入数智时代，维权体制机制“却仍停留在工业时代”，这种落差本身就是一种风险。
未来改革的核心，不在于零散的修修补补，而在于系统性重塑：用技术治理技术，用机制降低维权成本，用真正的共治取代单打独斗。唯有如此，消费者权益保护才能真正实现从“追赶”到“并跑”的跨越。
来源：国际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