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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扩大优质供给、激发消费活力所必需的战略选择。”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马蔡琛向记者表示，首发中心、多元消费服务场景的创立初期需要大额资金投入，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具有公共品属性，仅靠企业资本无法承担外部性成本。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院长汪冲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进一步指出，当前地方财政在“三保”压力和债务约束下，普遍倾向于优先保障刚性支出和传统硬件投资，往往会忽略软环境、场景营造和活动运营类支出。中央财政专门设立“三新”试点资金，通过专款专用和绩效考核，既是对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纠偏”，引导其把更多资源投向服务消费和新场景建设，也是用真金白银为地方和企业承担首创、试错和培育成本，先搭好公共平台和城市消费生态，再撬动社会资本和经营主体跟进，从而在短期对冲内需不足、稳定预期，长期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和内需体系完善，实现由“输血式支持”向“造血式发展”的过渡。
财政支持消费
远不止于“发钱”
为应对疫情等超预期因素冲击，近年来，积极的财政政策着眼于“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马蔡琛指出，过往财政一方面通过直接降低消费成本，激活市场需求。政策工具包括发放消费券、实施“家电下乡”“数字消费券”等，以财政手段向市场注入购买力，同时缓解企业库存和现金流压力，增强市场流动性。另一方面，通过强化社会保障，夯实居民消费能力，政策重点在于健全养老、育儿、医疗、社会救助与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
无论是通过消费补贴等形式降低居民消费成本，还是强化社会保障提高居民消费能力，都是财政从需求侧发力提振消费。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再次对“大力提振消费”作出系统部署，“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成为提振消费的一项重点，财政支持消费的施策方向也正随之发生转变。
“财政支持消费需求侧的多数措施，优点是见效快、托底强，在经济下行、预期偏弱时尤为重要。”汪冲认为，不过，此类措施更多是把未来的需求提前释放，难以根本改变居民的中长期消费倾向。
“此次财政部、商务部推动的‘三新’试点，实质上是将财政资源从‘直接补贴给消费者’转向培育创新消费供给、打造高质量消费体系。”马蔡琛表示，其政策逻辑在于，通过新场景、新品类、新服务的创造，如夜间经济、沉浸式演艺、智能家电体验店、老年服务等，激发潜在需求；若试点能够形成可复制的商业模式，将带动服务业尤其是流量经济、文创经济、体验经济等高成长业态发展，从而推动相关产业链整体升级。
不过，马蔡琛也强调，需求侧与供给侧政策并非对立，而是互为补充。当前我国处于经济结构调整与需求温和恢复阶段，单纯依赖补贴的边际效应已逐步递减，适度转向供给端改革，更有助于提升消费的潜在增长率与长期韧性。
来源：证券时报 共2页 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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