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渊：在腾讯的平台上，消费券的发放规模有多大？
司晓：到5月初，我们在全国大约50个城市参与了消费券发放，总金额达到100亿元。其中5月1日到3日，这三天大概带动了9亿元的消费。另外在用券的数量上，中老年人至少跟年轻人是旗鼓相当的。其中40岁以上的消费人群，他们用券核销的占比大概是51%。
高渊：既然发消费券效果这么好，为什么大多数地方不发呢？因为这190多个发券城市，相比全国2000多个县级市、300多个地级市来说，还是个小数字。
沈艳：可能是两种原因。一是有些地方还在观望，要看看发了到底有没有用，能不能真正刺激经济。第二种是想发，但算一算财政支出账，觉得发不起，这属于想发而不敢发。
高渊：这就引出另一个问题，发放消费券是否都应该完全由地方财政埋单？
司晓：要做大消费券的盘子，确实要鼓励和带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不能只靠地方政府。比如最近上海的“五五购物节”，就引入了很多互联网平台参与其中。其中有拼多多、美团、苏宁、阿里，当然也包括微信支付，这种叠加起来的效应，肯定比只靠政府的力量更有效。
当然，商家也不是纯粹的慈善行为。这里面有商业上的策略，因为对于互联网获客、拉新，本来这些也是要投入的。所以，商业力量和政府力量的结合，是更可持续的，也是把这个盘子做大的方向。
是否需要全国推广
高渊：在消费券的发放使用中，还会听到一些商榷意见。比如现在发的基本都是满减券，而不是抵用券。比如，买足100元可以减20元。不少网友半开玩笑地说，我缺的是100块钱里的20块吗？我缺的是80块。对此，你怎么看？
沈艳：现在发放的消费券，大多数都是七折以上的满减券。我觉得这还是合理的，既然是想刺激消费，最好能够让人们还是掏出一些自己的钱，这样能更好地帮助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让整个经济流转起来。不过我的直觉是，七折以上的力度，还是有点不够的。
当然，那些真的缺“80块”的低收入人群，满减券可能就起不了什么作用。对于这些人群，现在也有一些地方在发现金券，大约占到了总发券金额的近2%。
高渊：如果消费券都在线上发放，对于那些不使用手机的“数字困难户”来说，是否只能望梅止渴？
沈艳：根据我们的调查，所有发券城市的首选都是线上发放，这是与中国数字支付的全球领先地位相适应的。其中，还有8%的城市有线下的发放，但是发放金额很少。
司晓：目前，中国还有大概35%的人没有接入互联网，我们称之为“失联人群”，而全球范围的比例是接近50%。现在几乎所有的消费券发放，都是通过互联网特别是移动端进行的。而恰恰没联网是贫困人群的一个基本特征，他们中不少人没有联网消费的能力。
高渊：怎样才能更有效地帮助这些互联网“失联人员”？
司晓：现在我们希望帮助每个村建立村级公众号，实现村务线上管理，目前已经做了1.5万个村庄，比例还很低。然后给村级管理组织发放消费券，可以就地转化为实体券，在村里以及村周边的小店实现购物和非电子化核销，就是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当然，对于那些“失联人群”，最有效的还是发现金或者现金券，而不是消费券。我觉得，应该在发达地区、在城市发线上消费券，在村里可以发现金券。
高渊：根据你们的研究，对消费券的后续发放有什么建议？
沈艳：为了“保企业”，我建议尽快加大消费券的发放范围，对于自身财政实力不足以支撑消费券的地方政府，可以允许政府负债率适度上升，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
为了“保家庭”，应加大对低收入人群的定向消费券发放。我们研究团队根据公开报道梳理出的定向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券总额，还不足1亿元，但这些资金已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还有就是可以多策并举，利用大数据技术精准定位需要扶持的行业与人群，确保消费券发放透明、公正、高效。既要精准定位要保护的家庭，也要精准定位要保护的企业。而在互联网基础设施较为薄弱的地区，以及网络使用能力难以在短期提高的低收入群体，可以适当提高低保水平，或者增加现金的转移支付。
高渊：对于像消费券这种在疫情中取得实效的措施，是否应该从短期应急办法，转化为常规化的政策？
林毅夫：要不要把一些应急做法常规化，我觉得还是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打个比方，过年和过日子是不一样的，救急和救贫也是不一样的。
发消费券是要扩大消费，在百年不遇的疫情中保家庭、保企业，这是救急。而要扶持困难人群，这是救贫。救贫的关键，还是要让他们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有更好地参与市场活动的环境，其中有些因老、因残、因病致贫的困难人群，更需长期的救济和保障。
现在全球还处于疫情中，中国的经济发展只能靠国内。而发放消费券作为一种中国特有的办法，还是值得在全国推广的。但全国化和常规化是两个概念，消费券毕竟是应急办法，是否要长期执行，应该作进一步的研究。（来源：解放日报 记者 高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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