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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险遭破产
苏宁的转折点发生在今年7月。
当时，苏宁易购为解资金困境，宣布引入战投，实现混改和增信。江苏、南京国资联合阿里、小米、海尔、美的、TCL等多元资本共同组成新新零售基金二期，以5.59元/股价格，受让张近东等转让方合计16.96％的苏宁易购股权，转让价款达88.3亿元。
转让完成后，张近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淘宝中国、新新零售基金二期为苏宁易购前三大股东，分别持股20.35％、19.99％、16.96％，三方持股比例相当。
而掌权苏宁30年之久的张近东退位，苏宁进入无实际控制人的状态；如果不是这一则澄清公告，恐怕没有多少人会注意到，在经历了重大变动后的苏宁易购，还是如此的艰难。
临近年底，媒体上又传出了“苏宁将于12月底破产”的传闻，虽然苏宁及时在微博上发布了澄清，却难掩经营上的困境。
透过苏宁前三个季度的财报看到，营收和净利润等关键指标并不乐观。苏宁则解释，受到6月以来持续的流动性严重不足的影响，公司核心电器3C业务的库存商品规模创历史最低值，销售规模急剧下滑，进而带来了经营业绩的大幅度亏损。
甚至还坦言，2021年的第三季度是苏宁易购三十年发展历程中最艰难的时期。
除了业绩巨亏之外，目前苏宁还面临着一个大问题——巨额债务。
根据财报数据显示，目前苏宁的负债总额高达1412亿，资产负债率达到了67.34%，其中一年到期的流动负债为128.6亿，短期借款为242.7亿，而其账上的资金仅为173.5亿。
对于苏宁来说，要做的就是尽快减轻债务负担，轻装上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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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零售频频关店
在经济新常态和疫情叠加的双重影响下，外资零售也难独善其身。
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至2020年，沃尔玛中国关闭了约80家门店，截至今年9月，沃尔玛大卖场在中国市场的门店数量从年初的403家降至378家，减少了25家，近期，沃尔玛又有新的门店关闭。
按照沃尔玛的解释，其关店的原因也都离不开“租约到期”这一因素。
而常与沃尔玛相提并论的家乐福今年以来，也关闭了众多门店。
无论是国内零售企业，还是外资零售，闭店早已不是新鲜事儿。
加上最近两年的疫情持续，全球大通胀导致百姓消费水平严重下降，各行业均处低迷状态，国内房租成本也持续增长。甚至有一种声音认为沃尔玛无法适应中国，或者被电商打败了，所以才会不断关店，这个说法未免有些以偏概全。
过去的数十年间，沃尔玛已经洞察了中国零售业，对中国零售业未来以山姆会员店的形式存在，而非大卖场，因此，它的关店，并不是完全无法适应中国市场，而是希望更快适应中国，用更多的山姆会员店抢占制高点和会员。
在中国的零售市场，是否有沃尔玛不重要，重要的是消费者更愿意接受沃尔玛的哪一种业态。这是沃尔玛的“转身”布局，而关店现象也不能从表面分析，当传统零售业日渐式微，沃尔玛自然不能迅速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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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潮袭
2021年，被称为反垄断“元年”。
3月12日，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对腾讯收购猿辅导、百度收购小鱼集团等10起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件的处罚决定书。
2021年4月10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阿里巴巴集团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其2019年中国境内销售额4557.12亿元4％的罚款，计182.28亿元。
4月30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又公布对9起互联网领域未依法申报经营者集中案的行政处罚，认定腾讯、美团、滴滴、苏宁、蚂蚁金服等公司的相关并购案构成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
7月7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对22起互联网领域未依法申报经营者集中案的行政处罚，其中8起涉及滴滴、6起涉及阿里、5起涉及腾讯、2起涉及苏宁、1起涉及美团，单一案件顶格处罚50万元。
10月8日，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美团“二选一”案的行政处罚结果——责令美团停止违法行为，处以其2020年中国境内销售额1147.48亿元3%的罚款，计34.42亿元。
11月，市场监管总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对43起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对涉案企业分别处以50万元罚款。
而在11月18日，国家反垄断局正式挂牌成立。
今年以来，监管对互联网领域经营者集中审查不断加强力度。主要因为，互联网平台具有明显的生态化商业系统特点，也就是说平台基于自身的核心业务，大量并购相关联市场，进一步扩大在核心业务上的市场支配力量，自我优待、链接封禁等行为随之而来。
基于平台的商业生态会进一步放大这些行为的反竞争效果，一旦不被该平台的生态接纳，对于市场其他竞争对手的影响会成倍增加。所以要从源头上，在经营者集中阶段就严格审查。
这一切都表明，国家高度重视反垄断工作，以后排斥竞争的垄断“霸主型”企业日子不好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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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声”响起来
海信、创维、美的等多家知名家电企业9月纷纷发出涨价通知，涉及冰箱、洗衣机、空调等大家电全品类，上涨幅度为5%-15%，新价格从10月1日开始执行。
不只是家电行业，从一些消费品行业上市公司今年上半年的财报就可以看出，其面临成本上涨的压力。
休闲零食品牌盐津铺子，营业成本同比上升约15%；加加食品保持产品原价下，导致毛利率下降；金龙鱼即便上调了部分产品的售价，依旧难抵成本上涨带来的影响；而素有“酱油茅”之称的海天酱油更传言国庆后提价，提价幅度或为出厂价上涨5%。
如果说家电商品涨价，是因为原材料价格上涨及“双控” 带来的成本上升预期，那么，快消品行业集体涨价背后，都指向——原材料成本上涨。
“疫情”导致全球大宗商品涨价，其作为上游价格涨幅势必向下游产业传导，直至消费者端，快消品行业的涨价潮似乎已不可避免。
从疫情以来，除了生活必须品的食品烟酒类出现明显增长以外，消费者在衣、住和行几方面的消费水平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
这反映了居民的消费倾向以刚需产品为核心，中高端消费品、消耗品的服饰、汽车、数码产品等的消费需求并不高，享受型消费已经不是主导。
与此同时，生活刚需品正迎来新一轮涨价潮，消费者为了让自己抗风险的能力更强，只能选择把钱花在刀刃上。
一边是，成本上涨；另一边是，消费进一步被人为选择性压缩。
更为关键的是，在物价上涨中，消费者的收入却没有上涨，甚至出现下滑。也许未来，需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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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部主播偷税漏税，直播行业洗牌
短短一个月内，雪梨、林珊珊、薇娅三位昔日头部主播皆因偷税、漏税相继坠落。薇娅更凭借一己之力将文娱电商领域的罚单数额拉升至十亿级别，远超当年范冰冰被罚的8.8亿。
在天价罚单之后，新华社消息称，已有上千名网络主播主动自查补缴税款。
这其实是对整个直播电商生态释放的规范化信号，也代表着直播电商告别过去野蛮生长的时代。
过去两年间，淘宝直播大力扶持薇娅、李佳琦等主播，释放如此巨大的势能，根本原因是直播带货拥有更高的流量变现效率，在互联网流量红利耗尽、新用户增长放缓的情况下，通过直播的方式降低获客成本、提高转化率。而从头部主播数百亿的身价可以看到，这条路径是行得通的。
而直播间也一度成为品牌商家销量最高的渠道，不仅是直播间流量巨大，通过直播间的预热和预售，品牌方能够快速了解消费者需求，然后按需生产，减少库存压力。
在一定程度上，直播带货和大主播们改变了人们的购物方式和生活方式，甚至也改变着中国制造业的生产模式。
直到今年下半年，直播带货遭遇大规模查税，使行业迎来拐点。
今年9月，国家税务总局印发通知，明确2021年底前主播能够主动报告并及时纠正涉税问题的，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罚。
这条信息的释放，给存在税务问题的带货主播提供了一条“救赎”路径。
另一个角度看，电商直播也能够提供就业机会。公开信息显示，截至2020年，中国主播从业人数已经超过120万人。而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网络主播平均月工资在1万元以上的占到一半以上；收入在5万元以上的占比达到4.1%。
接下来，电商征收的细则将会陆续出台，主播、商家、平台，将会面临更透明的营商环境。
但最重要的是，不知道多少主播能够撑到这个时候。毕竟，这次税务大地震之后，一众主播可能面临账号被冻结，短时间内无法开启直播间的局面。
艰难的2021年已经过去，也许会迎来更难的2022。
来源：灵兽 文/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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