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意味着，电商平台和外卖平台，既缺乏约束入驻商家的手段，自身也缺乏约束的动力。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教授蒋建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快递外卖等新型产业难度在于，政策制定者处于两难之间：是鼓励企业提出解决方案，还是政府采取强制措施？如果采取强制措施，又会担心影响产业发展。
数据不透明，也是治理的困扰之一。对于外卖带来的塑料消耗问题，美团与饿了么等平台都分别制定了环保计划。不过，没有任何一家平台详细公布过塑料包装的使用数量和减量情况。
绿色和平塑料项目主任唐大旻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餐饮包装用量是商业机密，商户不愿提供给平台。但是，没有具体消耗数据，政府就很难做出科学决策，行业首先需要建立一个数据统计体系。”
“叫好不叫座”的可降解
今年以来，海南赛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刘伟频繁前往机场迎接客户。
公司现在可以说是炙手可热，开会，接待客户、政府领导成为常态。
公司受到热捧的原因是，赛高新材料是目前海南唯一可生产生物降解材料的企业。海南去年出台《海南省全面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实施方案》，从“限塑”到“禁塑”，以负面清单的形式拒绝“白色污染”。从今年4月起，海南重点行业和场所将逐步跟塑料袋、外卖盒等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说再见。
禁塑工作是海南自贸区建设的12个先导性项目之一。在禁塑后的产品供应上，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纸制品、布制品等产品可以作为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替代品。可降解塑料制品进行替代的可行性最大，也最受关注。
国内最早一批进入可降解塑料制品行业的公司出现在1999年，刘伟2006年入行，算是国内第二批从业者。但是，可降解塑料制品叫好不叫座，一批批企业进入，但存活下来的没有几家，刘伟和公司也经历了漫长的痛苦期。在他看来，这个行业最大的困境在于市场容量小，“到2008年，公司技术已经成熟，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市场接受程度低，老百姓认为这种产品贵。”
“超市卖普通塑料袋能赚钱，但卖降解塑料袋却赚不了钱。如果要增加消费者购买成本，超市也会顾虑客流量减少的问题。农贸市场更不可能用，菜一块钱一把，袋子就两三毛钱，占销售成本的两三成。商贩送不起，顾客也不愿意掏钱。”刘伟无奈地说。
但实际上，可再生塑料袋虽然比普通塑料袋贵，但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利润丰厚。刘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可再生塑料行业没有暴利，按照利润率来算的话，有可能还不如普通塑料袋。这是加工企业的特点决定的，企业只是收一点加工费。”
实际上，海南并不是第一个全面推广可降解塑料袋的省份。吉林省从2015年1月1日起，要求在全省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和提供不可降解塑料购物袋、塑料餐具，对可降解塑料制定了专门的标准规定。对于违反规定的企业和个人，将分别处以最高3万元和最高200元的罚款。
吉林最早吃螃蟹的禁塑措施当时引起全国关注，不过从执行效果来看，并没有达到目标。去年5月，零废弃联盟在吉林省长春市调研发现，当地禁塑和可降解推广情况不如人意。谢新源介绍，长春市一家产业园共引进过9家生物可降解公司，截至去年5月下旬，3家已经倒闭，3家已长期处于停产状态，还在运转的3家企业或者依靠出口，或者处于持续亏损状态。
上述企业工作人员告诉零废弃联盟，造成这种现状主要是由于吉林省市场上可降解袋实际推广力度不够，需求量低，企业无法获得足够订单保证运营，而政府在招商前期给予的一些利好政策，如财政补贴和免费厂房等，也逐渐取消或减少，导致企业无法实现盈亏平衡。同时，一小部分企业也有骗取政府补贴的嫌疑，在长春市政府招商前期进入园区，获取补贴后并不实际运营。
长春市执行了5年禁塑令，消耗了大量行政成本。据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的报道，从实施禁塑令开始至2018年9月，长春市工商局共出动执法人员37380人次，出动执法车辆12460台次，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1350份，行政约谈326次。
但效果却差强人意，禁塑令基本落空。零废弃联盟在长春市最大的光复路批发市场，调查了18家塑料袋批发店铺，8家售卖传统塑料袋、5家有传统塑料袋和假可降解袋，仅5家有可降解袋售卖。在消费端，零废弃联盟调研中发现，仅40.95%的商铺提供可降解塑料袋，53%的公众明确表示不知道如何区分，仅有不到1.4%的公众表示自己会将可降解袋跟易腐垃圾协同处理。
地方全面禁塑的尴尬之处在于，市场的巨大需求无法满足或替代。谢新源认为，吉林的案例出现了三重困境：使用普通塑料袋很难禁绝，伪劣可降解塑料袋鱼目混珠，更大的问题是可降解塑料袋难以得到真正降解，“一半的居民用可降解袋，另一半不用，这样就很糟糕。可降解塑料袋堆肥降解过程中，如果混入不可降解塑料袋，就达不到降解效果。”
“垃圾堆里不存在普通塑料袋，可降解塑料袋堆肥效果才有保障。否则，两种塑料袋混在一起，使用可降解塑料袋就完全没有了意义。”刘伟坦言。
可降解塑料行业在国内发展已经超过20年，但是却迟迟不能大规模推广。江南大学包装工程系教授、国家轻工业包装制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副主任王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全球产能只有百万吨级别，可降解塑料制品存在产能不足、成本高、可加工性差的问题，“新政尝试在某个场景将可再生塑料真正应用，但效果如何，现在还难下结论。”
可降解材料是否是解决白色污染的终极方案？王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可降解不等于真降解。可降解塑料袋回收后，需要堆肥处置，不是说扔在地上就能降解。如果可降解材料不能够大范围、集中化和规模化应用，它也会变成一次性塑料袋。”
源头和终端是短板
“塑料袋最大的问题是用完就被扔掉，没有被当作资源性产品回收使用，生命周期非常短。”中国合成树脂供销协会塑料循环分会秘书长蒋南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不是说这些塑料产品有什么问题，而是使用方式不合理。”王军说，现在的塑料产品基本是一次性使用，没有考虑到可回收性，回收渠道不健全，回收效率和价值比较低。塑料产品用完后，会采取丢弃或者掩埋的方式处理，对环境造成危害。
为此，今年的塑料新政提出了建立健全塑料制品生产、流通、使用、回收处置等环节的管理制度，有力有序有效治理塑料污染。
“与之前相比，新限塑令的进步在于，着眼于整体塑料循环产业链的构建。提出了构建塑料回收管理体系和步骤，从不同的层面上发力，比如规范企业的生产，健全垃圾回收体系等。配套的监管、政策和科技研发方面也有了比较全面的框架和体系规划。”蒋南青此前撰文称。
蒋南青在2018年9月离开联合国环境署，进入塑料再生行业。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塑料新政属于指导性的意见，各地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出台相应政策。她建议，要落实生产者责任制，“生产企业要负责塑料的弃置、报废，不能只让回收企业掏钱去做。”她举例，欧盟为再生资源建立了独立回收体系，体系的运营费用由生产商和市政一起承担，生产者不仅包括可口可乐、雀巢这样的品牌商，也包括塑料产业上游的化工企业。
2019年5月，“欧盟版禁塑令”正式生效，规定到2021年将禁止使用有替代品的一次性塑料产品，例如塑料吸管、一次性餐具、棉签等，而成员国需要在2029年之前实现回收90%饮料瓶的目标。并且欧盟还全面禁止了氧化式可降解塑料的生产和使用。欧盟塑料法案也要求企业承担生产者延伸责任（EPR），对一次性塑料制品的垃圾管理和污染治理承担经济责任。
回收体系的脆弱，一直是中国塑料垃圾顽疾的症结之一。“资源回收利用出台过明确规划，指明如何解决塑料回收利用难题，但一直就没有很好的落地方案。” 蒋南青说。
2017年禁止废塑料进口后，国内塑料回收体系进行了一轮洗牌，面临着回收体系重建难题。蒋南青介绍，塑料产业最上游的原材料——原油价格非常低，最近每桶价格是20多美元，随着中国石化产能不断扩张，原生塑料越来越便宜。相比之下，由于旧塑料回收成本高，再生塑料比原生塑料还要贵，很少人会选择回收塑料袋等产品，导致难以建立回收体系。
“新政意义重大，但在实操层面上能有多大效力，还要再观察。”唐大旻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业内环保组织和专家学者更关注和期待配套政策。
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经过了旧版限塑令的12年曲折探路，落实新限塑令和减少塑料袋的使用，不能再重复完全依靠消费者“自觉”或超市“有偿使用”的简单治理思维。缺少相关制度配套，单纯依赖采取“经济杠杆”进行调控，而不打通限塑链条的全部环节，永远解不开越限越多的死结。
蒋建国认为，塑料垃圾治理还要从源头控制，先理顺哪些企业在生产超薄塑料袋，是正规企业还是小作坊，“像以前整治地条钢一样，只有把非法地条钢生产企业抓住，才可以切断流通渠道。”
可替代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方案，甚至有人担心，会出现用一种塑料污染替代另一种塑料污染的局面。作为可降解塑料制品生产商，刘伟认为，不管什么替代品，都不是真正环保，都有碳排放，“减量才是真正的环保，我们非常坚信这个理念。”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记者：苏杰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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