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李嘉诚退休，李泽钜正式接管父亲的万亿商业帝国， 旗下已有175年历史的屈臣氏也交到了李泽钜手中。近日，长江和记发布了2018年上半年财报，这是李泽钜接班后的第一份成绩单。
截止2018年6月30日，屈臣氏中国共有3377家门店，收益总额为123.53亿港元，同比增长16％；EBITDA（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为24.7亿港元，同比增长13％。
目前屈臣氏集团共经营了13个零售品牌，在全球24个市场有超过14000家店铺，经营范围涉及个护、保健、美容产品；食品、洋酒，以及消费电子、电器产品，并在香港、内地制造、分销瓶装水和饮料。
在中国，屈臣氏也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保健及美容产品零售连锁店。不过，屈臣氏中国的高昂进场费，一直被零售品牌商以及媒体所吐槽。
另一头，盒马刚结束不久的供应商大会上，其创始人侯毅刚“炮轰”完传统零售商的入场费、促销费及新品费商业模式，并称“盒马一开始就没收过进场费、促销费这些杂七杂八的渠道费用，三年过去我们越做越有感觉了。”
仔细研究一番，盒马与屈臣氏这两派零售新老翘楚，经营路径却截然不同。新零售“网红”盒马本文就不再赘述，而要从从渴望重回媒体聚光灯下的屈臣氏讲起。
扩张止“痛”，入场费“造血”
过去几年，屈臣氏中国说多了都是“痛”。
从2015年开始，屈臣氏中国区的业务增长开始停滞。2016年，屈臣氏中国营收下降4％，首次出现负增长，同时同店销售下降10.1％；到2017年，同店销售额继续下滑4.3％。
而据长和2018上半年财报显示，屈臣氏中国营收、门店数量、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均取得了10％-16％的增长。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上半年屈臣氏中国可比店铺销售额跌幅为1.4％，比去年同期6.2％的跌幅，有反弹迹象。这也说明，自2017年3月，高宏达（Kulvinder Birring）出任中国区CEO后的一系列举措起到了效果。
2016年2月，时任屈臣氏马来西亚总经理的马来西亚人高宏达被集团调任屈臣氏中国COO一职。2017年3月，前中国区CEO罗敬仁（Christian Nothhaft）辞职，由高宏达接棒。
估计高宏达意识到上任老板所面临的危机，他通过门店迭代、品牌结构调整等手段，给老龄化的屈臣氏中国注入新活力。同时高宏达继续延续了前任的策略——快速开店，依然以每天1家新店的速度拓展门店。
一年前，虎嗅·高街高参在《拿什么来拯救你？妹纸们的“屈臣氏”》一文中提到，屈臣氏的扩店在中国“停不下来”。要转型，必须扩。
屈臣氏集团首席营运总监倪文玲曾放话，“大陆对屈臣氏的需求很高，平均不到1年，屈臣氏就能将开店投资的钱赚回来。”
而且，屈臣氏中国的EBITDA利润率没有下降的迹象，且远高于国外市场，甚至在同店销售下滑10.1％的2016年里，EBITDA依然保持22％的高水平。
据长和2018上半年财报，屈臣氏集团全球零售EBITDA利润率为9％，中国保健及美容产品的EBITDA利润率为20％，据自身业务的全球首位，而最低的为西欧市场为7％。
屈臣氏在华营收停滞，甚至出现负增长的情况下，利润率依旧稳增不减，也堪称零售界奇观了，它是如何做到的？
对屈臣氏中国稳定的毛利率，长和有如下说明：中国保健及美容产品分部更因灵活之成本结构，及销售独家代理的产品，得以维持20％的稳健毛利率。
一方面，屈臣氏通过独家代理国外品牌商品，可以部分掌握定价权，可以提高利润；另一方面，则可能与屈臣氏的进驻渠道收费高有关。
《化妆品报》曾报道屈臣氏中国出台了品牌需达到月销1200万元的标准，凡是低于这一数据的品牌都可能面临淘汰，即使不淘汰品牌也需要承诺门店保底销售。
“i黑马”一篇文章也写道，屈臣氏进驻条件非常苛刻：销售扣点约35％，账期为3个月。除此之外，品牌商亦需承担公摊费用，遇到新店开业或是印刷DM单页等情况，供应商都要向其支付一定费用。
35％的扣点或许只是特例，但无风不起浪，屈臣氏的零供关系应该是比较紧张。即便如此，屈臣氏的门店规模以及会员数量，让很多品牌不得不进场，哪怕不为盈利，只是为了拓展市场打广告。
似乎屈臣氏在践行一个潜规则：强势渠道，有销路，便是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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