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5日，2026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召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关于“十五五”规划的讨论会。讨论者包括国内发展改革领域的专家、熟悉中国且多次来到中国的外国学者，以及擅长研究中国领域的外国学者等。讨论会场座无虚席，不少外国嘉宾都希望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十五五”规划及其对全球可能产生的影响。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CSER）会长郭兰峰向在场听众介绍，今年中国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已经对中国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做了清晰的描绘。
“国际各方对中国‘十五五’规划的关注度远超以往。我不记得过去有哪个五年计划（规划）受到过如此密集的关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欧洲研究所所长亚当·图兹在讨论会上感叹，“十五五”规划引领中国稳定发展，与美以伊战争所引发的全球混乱形成了鲜明对比。
他在今年3月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曾表示，中国是当今世界“仅剩的成年人”，其规划的清晰性和长期确定性是西方所缺乏的。
他认为，中国五年规划之所以能持续成功，是因为它并非在重复“苏联式”计划模式，而是不断调整治理模式的表现。他说，西方对“五年规划”的英文翻译与“五年计划”相同，模糊了中国从“计划”转向“规划”这一重大转变，让不少西方人士产生误解。而“规划”其实更接近“治理”的概念，与规则制定和立法紧密相连。
“李强总理在本次年会6月24日的主题演讲中向民营企业发出明确信号，认为企业是创新驱动力，也印证了这种治理模式的演进。”他表示。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阿尔弗雷德·钱德勒政治经济学讲席教授洪源远在讨论会上表示，中国更早些的五年规划是在全球一体化、出口导向、制造业、投资建设的框架内微调，而“十四五”和“十五五”规划有所不同，不是简单向前推进，而是指导中国从单纯追求经济总量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
“过去三四十年，中国的创新优势在于‘从1到10’的应用层面创新和‘从10到100’的规模化创新。从‘十四五’开始，中国希望同时在‘从0到1’的基础研究和科研创新上取得突破。”洪源远认为，中国迈向下一发展阶段不仅事关国内，更是适应国际地缘政治新现实、对全球都有影响的举措，要从经济体量巨大的“经济大国”转变为能完成“从0到1”转化的“创新大国”。
她认为，中国“十五五”时期将在追赶尖端技术的基础上促进消费。她说，科技与消费紧密相连——中国的制造能力已独步全球，若能进一步提振国内消费，将会迎来新的机遇。
“关键在于平衡创新类型。”她分析，要提振消费，必须将部分重心放回应用创新、商业化和规模化领域，因为这些创新能创造大规模就业，从根本上支撑消费。
郭兰峰回应外国嘉宾的讨论时认为，消费是经济循环的末端也是开端。他分析，中国具备消费快速增长的潜力——有多达14多亿人口，其中4亿是中等收入群体，2025年人均GDP达1.39万美元。“按照经济规律，超过1万美元即进入消费快速增长期。”他说。
他判断，中国扩大消费需要三个基本条件，即消费能力、消费意愿、消费条件与环境。其中，消费能力依赖高质量就业和收入分配改革，消费意愿受预期和社会保障影响，消费条件与环境需要商品质量保证和标准完善。他以“胖东来”现象为例分析，表示“价格合理、质量有保证”正是居民对消费环境的诉求。
“尽管面临挑战，我们仍有信心沿着‘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引的方向前进，因为我们拥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链和创新能力的优势以及深化改革开放的决心。”郭兰峰说。
来源：中国发展改革报社 记者 季晓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