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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下这个场景，你熟悉吗——下载、注册某生鲜平台APP后，多次收到该平台发送的商业广告短信。如果选择回复“N”来退订，此过程产生的短信费用由你承担。这事就发生在王女士身上。据媒体报道，2020年3月，王女士将该平台诉至北京市互联网法院。最终，法院判令平台方承担短信退订费0.1元。
法院为什么会这么判？公平方面的考量，当然是至关重要的。有一个事实，涉事平台似乎忽视了。其在用户协议中约定了向用户发送商业广告短信的条款，并未免除平台责任，也未加重用户责任和排除平台用户主要权利。而且，该平台的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未约定短信退订费用负担。也就是说，履行费用负担不明确的，由履行义务一方负担。
综合这些条款内容来看，王女士发送退订短信，是她行使拒收短信的权利。而义务人正是平台方。所以，退订费应由平台方负担。然而，事情并没“翻篇”。媒体调查发现，该平台APP对用户协议作出了修改(2020年12月4日生效)，并用黑体字标识了出来——如果用户不想接收商业推广信息，有权办理退阅或设置拒绝接收信息。如用户选择通过电话或短信方式办理退阅，请自行承担相应电信资费。
这就稀奇了。“退订费”变成狗皮膏药，怎么甩都甩不掉了。涉事平台在应诉后对用户协议作出调整，显然吸取了此前争议中的“经验和教训”。其目的很明确——排除自身责任，效果也很显著——加重用户负担。所以，这是典型的霸王条款。对此，民法典为消费者权利设置了“双重保护”。如果平台方未对其提供的格式条款尽到提示义务，消费者可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即使平台方作了提示，但格式条款内容免除或减轻平台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限制或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的，消费者还可以主张该条款无效。
从用户的角度来说，飞来飞去的“退订费”确实常常让人不爽。有的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遭遇“被推送”，有的退订在确认后并不发生作用，更多包含退订信息在内的商业广告并未明确告知退订费由谁承担。所以，强化司法保护和事后救济固然必不可少，但构建良好的互联网生态，强化事前、事中和事后的立体保护，才能保护好消费者的权益。
来源：广州日报 杨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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