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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某短信服务平台工作人员的说法，投诉是三大电信运营商的一个重要考核指标，三大电信运营商会把这个指标转嫁给第三方服务平台，每个第三方短信服务平台都背负着很高的投诉压力，所以他们会想尽办法减少用户投诉。减少投诉的常用手段就是把“容易投诉的人”加到“黑名单”里，不对其发送短信。
“除了前面提到的打运营商投诉电话的手机号码，还有回复退订短信的手机号码，也会被很多服务商添加到‘黑名单’里。一些老牌第三方短信服务平台的做法很粗暴，只要一个手机号码回复退订短信，就会进入他们平台的‘黑名单’，因为这个人是‘易投诉人群’，他们平台上的所有短信发送都会屏蔽这个手机号码。”上述工作人员说。
《法制日报》记者为此查询了一些电商平台店铺的相关条款，发现有的在其隐私政策中明示：如果不想接收发送的商业广告，“可通过短信提示回复退订或我们提供的其他方式进行退订或关闭。”有的的隐私条例里写着：“您可以根据促销短信内容提示，来取消我们给您发送的手机促销短信。”
“有的营销短信虽然在广告语结尾标明了‘回复TD即可退订’，但这其实是一个文字游戏，消费者需要使用不同的表述回复多次才能实现退订，比如‘回复TD’‘TD退订’等。”深有体会的北京市民刘建设告诉《法制日报》记者，他曾为了退订某信息，在回复里对上述几个字排列组合了好几遍才退订成功。
垃圾短信屡禁不止 亟须提高违法成本
业内人士认为，广告短信满天飞，反映了一些商家法律意识淡薄，不尊重消费者对信息的自主选择权。
“这是一种社会商业现象，目前面临着屡禁不止的问题。我国对于这种未经消费者同意的信息广告有明确的禁止。为何仍然无法遏制，最主要的原因是利益，商家在大数据的支持下，通过广告短信对特定消费者进行精准的宣传产品、推销服务。”北京法学会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会长邱宝昌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这个问题的确属于社会顽疾。从法律角度来说，这种发送骚扰信息的行为侵犯了民法总则的规定，包括最新通过的民法典也有相关规定，所以对于骚扰短信而言，并不是缺乏相关法律规范，而是如何对其进行约束和执行。”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说，这涉及商家的利益产业链，加之违法成本较低，监管难度较大，所以很难根治。
广告法明确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当事人同意或者请求，不得以电子信息方式向其发送广告;对违反规定的，可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工信部发布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中明确提出，短信息服务提供者、短信息内容提供者未经用户同意或者请求，不得向其发送商业性短信息;违者可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在邱宝昌看来，虽然未经同意发送广告骚扰短信是一种违法行为，但仍有大量铤而走险者的原因，一方面在于违法成本较低，1000条短信可能会收到几个投诉，而几个投诉一般不会受到处罚，最多是罚款，但是与违法获益相比就可以忽略不计。另一方面在于老百姓对于投诉缺乏积极性。因为投诉后对自己没有任何利益，就算对方受到相关罚款，但是与老百姓没有关系，加之投诉流程复杂，所以一般不会去投诉。
对此，赵占领认为，为了规避处罚，有的商家还采取了一些打擦边球的方法来规避责任。比如让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进行相关注册，留下联系方式，并在用户协议中写了接收相关推销短信、电话。
针对消费者投诉意识的问题，赵占领认为，一般消费者放弃投诉的原因主要是不知投诉渠道与方式、对投诉效果缺乏信心以及懒于投诉。
“在监管方面，首先要管理的是采取用户协议方式的商家，应该对用户协议内容和选择权方面进行规范，要在用户协议中通过显著性的方式提醒消费者相关条例。其次即使用户同意商家发送营销信息，但用户选择退订后则不能再次发送。”赵占领建议说，这种方式还是比较好管理，但是若是通过非法渠道获取用户信息进行广告推送的，“这种就更难监管，它涉及的利益群体更大，对于打击这类违法行为的动力不足。对于后者的监管，还是需要从运营商入手，通过技术的手段对其进行拦截处理”。
采访中，邱宝昌建议提高违法成本，并且通过大数据等技术手段精准拦截，“要加大对消费者投诉的鼓励政策和简化投诉步骤，提高其积极性，从终端和始端同时入手”。
“民法典首次对隐私权进行了明确规定，对于垃圾短信等违法行为也进行了细致规定，但对于这类问题的解决还需要看后续的执行效果。与此同时，仅靠民法典的落实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通过监管部门打破这种利益链，相关问题才能得到根治。”赵占领说。
《法制日报》记者注意到，5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在下一步主要工作安排中指出，将围绕国家安全和社会治理，制定生物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届时，一部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将会织起大网，让个人信息保护不再难。
来源：法制日报 赵丽 贾婕 共2页 上一页 [1] [2] 搜索更多: 垃圾短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