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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自由流动释放了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1990年至今，中国非农业产业人口增加了近2.7亿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他们为城市的工业和服务业发展提供了较低成本的劳动要素。同时，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极大地纠正了人力资源的激励机制，劳动力潜力被深度挖掘。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城市进程也在稳步推进（参见下图）。
然而，中国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还有巨大的空间。
中国的城市化率依然低于美日韩20多个百分点。假定中国总人口不变，若达到美日韩的城市化水平，中国城市的人口将增加约2.8亿人，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将使得中国人口的“利用率”提高。换句话说，长期经济生产函数中的有效的劳动力变量将变大。人口红利“危机”也将得到很大缓解。
有人可能会说，农村损失了这么多劳动力，中国农业发展怎么办？
我们来看看美国的情况。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农业就业人口呈现明显减少趋势，但农业增加值却持续增加（参见下图）。这背后是其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升，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背后，则是人口减少后的农业农场化，规模经济得到更大发挥。中国的情况也将是一样的，农业人口的减少只会为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和规模经济创造条件，断然不会危及中国农业发展。
总体而言，在劳动力市场完全竞争和人口流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较高的人均收入将不断吸引地区外人口净迁入，直至该地区人均收入与其他地区持平。达到类似均衡状态下，大致会呈现这样一种景象：各个地区经济规模总量可能会相差巨大，但人均水平的收入和产出是互相接近的。
然而现实情况是：对比中国各省和美国各州人均GDP的分布，可以发现中国不同省份明显更加分化，而美国各州则较为接近（参见下图）。
这背后，是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和大城市的人口控制限制了人口流动。
户籍制度自不必说，城市非户籍人口在购房、社保、教育等诸多公共服务的享受上受到限制，这显然会拒绝大批外来人口长留当地。
除了户籍制度外，大城市对人口的控制也是阻碍人口流动的一大动因。例如，北京在其“十三五”规划中，明确了到2020年的常住人口控制目标：2300万人以内。《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将上海市未来的常住人口限定为2500万。这意味着，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北京、上海等城市的人口还要减少。
由此来看，当前中国的人口流动和劳动力的区域配置，依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反过来看，中国却蕴藏着巨大的“结构性”劳动资源的潜力。未来，人口流动限制如果得到改善，能够释放出非常大规模的潜在劳动要素能量，来充实中国看似日渐消失的“人口红利”。
来源: 微信公众号：苏宁财富资讯 陶金 共2页 上一页 [1] [2] 搜索更多: 经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