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万没有想到是这个结局。”
7月13日上午，位于南十里居的朝阳区仲裁委员会大门口，太阳炽烈，闷热异常。
60余名被欠薪的乐视前员工陆续到达，有人带着孩子，有人则在胸前展开写有“乐视控股”的白纸。他们绝大部分是乐视非上市体系公司离职员工。
他们申请仲裁的钱大致为三部分：一是离职之前的薪酬，二是在合同期内被公司辞退的赔偿金，个别人则还有垫资的报销款；少则万余，多则近十万。
7月10日，本来是乐视正常发工资的时间，但这次，他们并没有收到那条钱款到账的短信提示。而在一些人的离职协议上，明确写有7月10日支付赔偿金的承诺，但他们并没有按时收到钱款。于是，有人组建了“乐视讨薪维权”微信群——目前人数已接近五百——相约7月13日上午到北京朝阳区仲裁院申请仲裁。
上午9点零5分，朝阳区仲裁院开门办公，人群涌入，各自取得表格，填写仲裁申请书。
危机之下的生机
“万万没有想到是这个结局。”填完仲裁申请书后，闫辉感慨道。今年39岁的他在2014年年初加盟乐视移动之前，是索尼中国的技术工程师。他就职乐视很大程度上与乐视手机互联网概念有关，“看好这个方向，想做点东西出来。”
彼时的乐视，正处于商业版图扩张的第一期——凭借视频流媒体服务成功上市融资之后，乐视创始人贾跃亭开始进军智能手机领域。
但2014年，无疑是关乎乐视生死存亡的一年。这年7月，国家广电总局出台政策，限制互联网盒子的销售，这对乐视是直接的政策利空，上市公司乐视网股价应声下跌。
更大的危机，则是乐视核心人物贾跃亭在2014年6月的悄然出国，迟迟不归。尽管乐视高层人员的公开说法是贾跃亭出国“考察”，是为了布局乐视的海外业务。
此时呈现给公众的乐视似乎摇摇欲坠。但在乐视移动技术工程师闫辉看来正好相反，乐视的生机也正在酝酿：2014年的四五月间，乐视超级手机的开发已悄然起步。
当时，在乐视，加班成为闫辉的工作常态，并且没有加班费。“乐视就在我家楼下，几个月前，每晚十点之前，乐视大楼总是灯火通明。”一位乐视的邻居说。闫辉带领的研发团队，最多时，有近30人。
2014年11月下旬，滞留境外长达半年的乐视实际控制人贾跃亭回国。
2015年4月，第一代乐视超级手机面世，销售一举超过九百万部。对于一台从零开始的手机来说，这无疑是个优异的成绩。
乐视超级手机大卖，对于中年工程师许申荣来说，是“开门红”；对于贾跃亭来说，则似乎是否极泰来的开始——他在这一年频频举办超级盛大的各类发布会，“生态化反”声势震天，几乎成了每个乐视人彼时的口头禅。
乐视还在上升。
当年9月23日，乐视网发布公告称，48亿元再融资方案获得证监会无条件通过；11月，招行承诺，将为乐视的全球布局提供高达100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在此之前，贾跃亭利用招商银行发放的27.4亿港元贷款收购了酷派手机18%的股权。也正是这笔贷款引发了乐视当下最新一轮债务危机，2017年7月3日，这笔贷款逾期两个月后，招商银行上海川北支行，向上海高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冻结乐风移动（香港）、乐视移动、乐视控股和贾跃亭、甘薇名下银行存款共计人民币12.37亿元。
2015年12月11日，乐视18.7亿元入股TCL；2016年1月5日，乐视宣布与法拉第达成战略合作；1月21日，乐视在印度古尔冈举行发布会，正式进军印度。
2016年4月，乐视体育B轮融资80亿，估值215亿！
对乐视技术工程师徐浩来说，2015年意义非凡。离职后，他曾用“梦回2015”这样的字眼来缅怀逝去的时光。
和现在人们讨论乐视到底欠了多少钱截然不同，在2015年与2016年之交，人们谈论的话题是，乐视到底有多少钱。
那时候，乐视员工人数也大幅增长，从几千人迅速跃升至上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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