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德旺：几乎把一辈子眼泪流干后我决定重新站起来

　　1976年，在父亲的坚持下，我回到福清高山镇异型玻璃厂当采购员。也因为这个工作，才有了后来的福耀。高山镇异型玻璃厂从创办起就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对玻璃厂的情形，我非常了解，这是一个能赚钱的企业的。因此，1983年4月，我向镇里承诺，到年底上交6万元利润，上交剩下的，我拿40%，高山镇政府拿20%，其他作为固定资产，最终我没掏一分钱就承包了玻璃厂。我一年内把水表玻璃销量从几十万片变成了200万片，工厂净利20多万元，我个人赚了6万元。

　　198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武夷山玩，顺手给妈妈买了一根拐杖。当我肩扛拐杖准备坐进雇来的小轿车时，司机训斥说：“你小心一点，别碰坏了我的玻璃，几千块钱一块呢，你赔得起吗？”玻璃能值多少钱？这个汽车的玻璃有100元就够了，哪可能那么贵？但他的话还是引起了我的好奇。回到福州后，我到几个汽修厂转了转，发现那个司机的话一点不假，汽车玻璃就是几千一块！这让我无比震惊，因为汽车玻璃的成本绝不会超过200元。

　　我还发现，在这个暴利的市场中国却连一个有影响的品牌都没有，中国汽车玻璃市场完全被日本和欧美的企业垄断。外国人卖这样的价格，说明他们看不起中国人，认为中国人做不出这样的东西，所以我想中国人应该有一块自己的玻璃，应该有一片从自己的玻璃看出去的天空。

　　曹德旺有一个“中国梦”

　　1986年，我40岁那年，我们筹备生产汽车专用玻璃。我的思路是吸引资金、形成产品、然后把产品推向市场。因为当时国家鼓励汽车零部件国产化，我们作为专业汽车玻璃制造厂（还没生产），意外获得了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的投资。其实，我们最大的难题是产品，我们没有生产汽车玻璃的成熟技术和人才，和外商比我们连入门的资格都没有。因此，那段时间我们满世界找技术。听说上海耀华玻璃厂有一套旧的汽车玻璃设备图纸时，我们连夜赶到上海，花了2万元买下全套图纸。紧接着，我带队到玻璃制造设备最先进的芬兰考察，弄回了一套当时国内还没有的先进机器。

　　经过多次调试，从芬兰引进的机器最终生产出合格的汽车玻璃，成本不到200元，售价2000元。这比市场上的日本货便宜了很多，但已经是不可思议的暴利了。我们的产品主要供应维修市场，非常热销，1986年我赚到了70万元，1987年赚到了500万元。因此，有人说，“曹德旺不是在做玻璃而是在印钞票”。我认为，这是我这一生第一次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方向决定结果。追求的目标端正了，就决定了你的进步。

　　曹德旺非常重视技术革新，这是福耀集团都浮法玻璃自动化生产线。

　　1987年，我牵头成立了福耀玻璃。然后，福耀不断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汽车玻璃的成本从不足200元降到50元，零售价也一降再降，但还是暴利。很快，国内的企业蜂拥投资汽车玻璃，维修市场进入恶性竞争。1993年，我们痛苦转型，主攻配套市场，成为一汽捷达、二汽雪铁龙、北京切诺基等84家汽车制造厂的汽车玻璃配套商，拥有国内40%以上的市场占有率。也是在那一年，我们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是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

　　带领福耀做汽车玻璃很艰难，最艰难的其实是在公司以外。在80年代末的整党整风运动中，镇上的人都传“曹德旺有经济问题，要被抓起来了”，我不相信我没做坏事还会被抓。后来一个朋友告诉我，我因贪污被告了！我想了一夜，第二天带着公司的账目、复印资料、合同文件和全部单据到县政府找书记，针对贪污“指控”解释清楚了所有问题，我对书记说，我非法捞一分钱就判一年徒刑。书记说，“如果你能够为今天的话负责，回去把生产抓起来。”也因为这个事情，后来我专门学习了会计学，而且要求财务把公司所有单据必须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