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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状是，一些注册在地方的基金会，从来不公开其财报，年检也并不严格。徐永光在《2008非公募基金发展报告》中写道。
组织了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在内公益慈善领域法规制定的北大法学院院外导师朱卫国认为，“在硬件技术层面上的监管并不困难”。困难在于，谁来分析处理全国共计900余家基金会的短周期账目，且自身具备执行监督的公信力——这一直是民政部门的工作，但变革已迫在眉睫。
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副主任邓国胜则建议，可借鉴国外对非公募基金会的管理模式，由专业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全方位跟踪其资金使用，详细披露其接受捐赠情况及公益支出数额，“他们披露信息很细致，甚至对各个基金会成本核算情况，哪家用了最少的钱办了最好的事情，也有排名披露”。
目前，国际通行的做法，是由行业共同认可的“评级监督机构”进行监督。业内专家认为，由这类机构推动慈善组织的公开透明，是实现高水平的必需。但他们同时会说，权力的退出目前“殊难实现”。
在杨鹏看来，大量巨象的出现，是生存经济过渡到发展经济阶段的必然，“在这个阶段，一部分企业家开始追求更多的价值，以及被人尊重。”
他同时认为，在历史角度看，非公募基金会的增加也是对社会结构的一种自我完善。这种完善也意味着政府放权的改革从经济领域延伸到社会领域。
但相关制度体系似乎还没有给予这些巨象足够的生存空间。
据《2008年非公募基金会发展报告》发起方，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的轮值主席徐永光认为，“当初确立相关制度时似乎更希望基金会保持中等规模，并不适宜大型基金会发展”。
徐指出，现行的体系有三大制约：大型基金会审批时间过长、《基金会管理条例》中对支出比例的限定和税收减免政策不足、免税政策。
其中，免税政策是当下企业家最关心的内容之一。根据现行税法，企业或个人的捐赠均可享受税收抵扣减免，但基金会的投资收益，却要上缴企业所得税。“美国的对应政策仅为征收1%的消费税，而且免遗产税。这个政策有很大鼓励作用。”徐永光介绍说。
此外，目前企业投入到非公募基金的注册本金，也不能享受企业所得税的抵扣。
更为重要的是，若非公募基金会的准入制度有所松动，则能够推动更多“巨象”入场。
根据相关专家透露，这部分准入只是“略开一个小口”——在列入本届全国人大立法计划的《慈善事业法》草案中，特别提及了“慈善组织准入制度”。
这一制度的具体施行以何细则支撑仍未可知，上述专家认为，它有可能简化现在的审批流程和评级认定，“但并未明确打破现行的‘注册登记’与‘业务主管’分置的双重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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